中纪委的“女包公”，她主持查办“邓斌案”，挖出案中案85件

1994年11月的一天清晨，中纪委临时办公点的电话声格外刺耳，值班员只说了一句：“无锡，32亿，女人。”随即把卷宗交到刘丽英面前。62岁的她合上保温杯，抬头扫了一眼众人：“动身。”声音不高，却让屋里安静下来。

到无锡没几天，调查组就发现资金流向呈蛛网状，12个省市、数十条银行账号，数字连经验老道的审计员都看花了眼。更棘手的是，邓斌自称“有靠山”，办案气氛一时紧张。有意思的是，刘丽英第一条指令不是突击审计，而是把所有银行流水打印成厚厚六摞，放在走廊让人随意翻阅，她说：“先看出‘常识’以外的东西。”年轻同志一时没转过弯，却很快找出不合常理之处，为后续突破开启了缺口。

这位行事利落的女常委，在公安系统摸爬滚打多年。1932年1月，她出生于山东东平，家里日子普通，父母却坚持让女儿识字。1948年考入哈尔滨公安干部学校时，她不过十六岁，书包里夹着《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东北解放后，她被分配到沈阳公安局，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期间几度下放、复职，磨出一股“爱说话但更爱听话”的作风，很多人口中的“狠”，她自己却称为“章法”。

1979年，中纪委恢复重建，人手奇缺。刘丽英被调到北京，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续审理，夜以继日翻卷宗，眼睛常红得像玻璃球。那一年，她47岁。第二年，“两案”收尾，刘丽英已经能在几百页材料里迅速锁定关键节点，领导把这种本领概括为“从汗水里练出的直觉”。

1982年春，她奉命回到东北查一宗贪污案。短短二十天，市委副书记之子涉案证据浮出水面。更耐人寻味的是，父亲的签批痕迹与儿子的作案时间巧妙重叠。有人劝她“照顾老同志”，她只回了五个字：“政策没有亲戚。”同年冬天，她在外办案遭遇威胁，车胎被放气，玻璃被砸裂，她仍照常出门。那股倔劲儿，让不少干部既敬又怕。

时间回到“邓斌案”。邓斌以团购钢材、倒卖批文为名，三年间吸收社会资金32亿元。纸面上，她只是个个体老板，实则和部分地方干部、银行职员形成利益链。案发初期，一封“千万别冤枉好人”的匿名信摆在刘丽英案头。她笑着夹进卷宗：“留着，将来对照。”不到三个月，匿名人所在单位两名处级干部被立案，信件成了反证。

随着调查组顺藤摸瓜，案中案数字不断刷新。85起关联案件里，既有县级小金库，也有部级行贿受贿，涉案人员近百人，其中27名处级干部受处分。一名年轻干警感叹：“像剥洋葱。”刘丽英答：“剥到心也要见真相。”短短一句话，后来成为很多纪检人座右铭。

1995年春，江苏省高级法院对邓斌等人宣判：主犯邓斌、潘国明死刑立即执行，部分涉案干部移送司法，重挫了当时席卷沿海的非法集资风潮。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国安局那位被牵出的干部，在刘丽英亲自提审一小时后便交代全部事实。事后他坦言：“她只问了三个关键节点，没有任何情绪，我没法再编。”

1997年，刘丽英又连办五起经济要案，规模虽不及“天字第一号”，却涉及新兴证券市场、商业票据，这让她对金融监管空白提出不少意见。那一年，全国纪检系统内的一份内部刊物评论：“她的调查报告，比审计底稿还细。”句子不长，却说明业内认可。

2002年，刘丽英离休。她把全部工作手稿、批示记录和个人笔记装了三只旧皮箱，集中封存，只留下两句话：“案子是组织的，经验也是组织的。”许多后辈看完目录，才惊叹她对时间线、人物链的苛刻要求——一条错误箭头都要重画。

2024年9月30日，刘丽英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讣告很短，未提“传奇”二字，只有“曾任中纪委常委”。然而，各地纪检战线的挽词里，“女包公”三个字频繁出现。历史书页上，她只是众多执纪者之一，可在同事和后辈心里，那把断案的尺子依旧横在那里——没有亲情，没有豪言，只有“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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