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总是依赖政府兜底

有读者留言问：什么是深层次改革？

如果用官方用语来说，不太好理解。小镇也只能零敲碎打地谈一谈，比如之前说服务领域深层次改革本质是事业单位改革。

比如今年特别火爆的苏超，并非由体育部门直接组织，而是站在城市运营和文旅事业发展的角度，发动民间。由此，小镇写了《》，本质是变革当前以相关事业单位为主导、由上到下的模式，类似苏超搞基于社群、亲密关系的全民足球联赛体系，不争一时之长短，关键让足球运动深入全民生活，让能够靠踢球生活的职业球员数量10倍以上的增长，10年时间面貌就会为之一变。

还有旅游事业发展，小镇在《》谈到当前很多地方发展旅游业，还是大园林思维的延续，缺乏精细化运营思维。

当前非常多景区提供的游玩服务，跟40年前没有本质区别，又如何吸引游客心甘情愿的消费呢？要想真正提振旅游消费，需要将发展旅游业交给成熟的、职业的旅游资源运营团队，发掘消费者潜在的需求，并想办法满足，自然就有了消费。

还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关键是服务领域，未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贸易规则，也存在借势推进国内改革的目的。

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要说的是另一个深层次改革的本质：如何看待政府兜底？

对老百姓来说，政府兜底当然是好事。

这也是中国主张的政府合法性来源。

当前全球有三个政府合法性来源标准，分别是美西方主张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中国主张的发展和民生，以及俄罗斯主张的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基辛格在其著作《论中国》中，就阐述了中美之间的分歧，以及中国在合法性问题上的观念转变。

基辛格说“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懂得，美国对事物的判断永远不可能与美国对民主制度的看法分开”，说的就是美西方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合法性观念；

基辛格还站在他的视野，对中国决策倾向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之前更偏向于意识形态，比如在谈到中苏分裂时，基辛格说“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中国和苏联走到了一起，也使它们分道扬镳”，更进一步谈到“在基于意识形态而建立的社会里，界定合法性的权力至关重要”。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基辛格察觉到了中国对政权合法性评价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第十五章 美国的窘境”写道“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说，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宣告终结，国家利益成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则”，这也是中美过去几十年打交道的一个关键摩擦点，因为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主导国，美国坚持认为，“共同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做保障”。

这是背景。既然中国主张发展和民生是一国政府合法性来源，那么当然就要做好整个社会、全民的兜底工作，如果做不好，那就不是称职的政府。

在这一点上跟美西方以及俄罗斯等国都不一样。

对俄罗斯而言，保卫领土、重塑俄罗斯世界，就是合法性来源，这也是俄罗斯上千年以来的传统，历史上被抛弃的沙皇，直接导火索都是因为放弃继续战斗；对美西方而言，更在意的是意识形态，至于遵循自由原则导致一些人或者很多人穷困潦倒等民生问题，并不重要，如现在的美国，高达4200万人靠食品券为生，这很正常，政府没有兜底保障的义务，所以美国政府不救灾、不抢险，对流浪汉等底层民众，也最多只是“救济”，本质跟救助小猫小狗是一个性质，绝不会搞中国式“扶贫”。

也因此，小镇写了《》一文，主要谈“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始终是国家最在意的方向，拔高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21年《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人民放在最核心最首要的位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所以，各国不管的，中国要管，使得中国在发展水平并不高的阶段，就已经在诸多生活水平指标上，接近、达到甚至超过美国水平。

以至于，国家的兜底，变得如空气一样难以察觉、理所当然、司空见惯，中国人普遍习惯了一切找政府，相信政府都会兜底。

不要扯网络说的什么“公信力下降”，“公信力”没这么脆弱。离开网络，想想自己的现实，有这么糟糕吗？

说破天，不就是出现了一些负面事件，中国是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全世界信息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更是被美西方针对性搞舆论认知战的国家，但就算这样，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才是什么水平？

就比如“唐山打人案”，也就是在中国发生，才会令国人震惊，在美国、欧洲眼里，甚至会觉得这是一种定向投放的舆论宣传，以别样的方式强调中国是多么的安全，以至于酒后打人都能让几亿网民争吵不休。

对比下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治安。特朗普在接管华盛顿30天时，非常兴奋地展示了打击犯罪的胜利成果，称逮捕超5000人并找回14名失踪儿童，收缴400多件枪支，还强调“华盛顿现在100%安全，你晚上出去吃饭很可能不会受伤”。这在美国就已经是可以公开称颂的政绩，但这可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啊，只有区区70万人口，大多数是政府相关人员，一个月突击行动逮捕近1%的人口，这就是美国。

当然，有在美国的朋友留言说觉得美国非常安全，没有小镇说得这么糟糕。这也是事实，因为美国实际分为贫富两个世界，一街之隔的两个社区，因为居民财富、地位、缴纳税费的不同，有着天地之别。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政府兜底好处很大，坏处就是社会治理成本持续上升，而且会阻碍深层次改革。

因此，继事业单位改革之后，推动深层次改革的另一个切入口，就是想办法让政府少兜底，或者起码让各界先暂时不要考虑政府兜底，多想想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一个是物业服务管理。

小镇昨天《》简单谈了谈物业服务管理领域面临的尖锐矛盾，街道社区、物业公司、业委会、业主四个直接相关方搅在一起，四方矛盾难以化解，又把政府拖入其中。

也有化解矛盾的成功探索，两个例子。

北京卫视《向前一步》节目，就多次以物业服务纠纷为主体，拉着相关各方一起化解矛盾。比如2024年9月29日播出的《芳源里的“怨”与“愿”》，聚焦北京大兴区芳源里小区艰难的新旧物业交接矛盾，通过多次协商，芳源里小区大门管理权约一半回到了全体业主手中。注意，这仅仅是半个大门，小区物业管理服务之难，可见一斑。

第二个例子：上海申新花苑。这是一个典型的混合型老旧小区，居民结构极为复杂，诉求差异巨大，这个小区最难的就是长期缺乏有效的物业管理服务，导致小区房屋和环境极差，住户与物业公司矛盾极为尖锐，小区物业费十年不涨、物业公司干不下去，还有越来越多的住户拒绝缴纳本就不高的物业费，物业经理说要撤场不管了。

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退休老干部柴俊勇挺身而出，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牵头成立了由9名共产党员组建的小区业委会，在党建引领下，推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的“三驾马车”。这里面有大量看起来很小，但难度非常高的工作，比如仅仅是向居民说清楚物业费上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用了4天研究出一套方案，然后挨家挨户地向居民讲清楚。

这就是《“十五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住建部倪虹部长撰文“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文提到的“强化党建引领，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所以，不要觉得政府文件枯燥空洞，任何一句话背后都是不知道多少人多少日夜的努力探索，也蕴藏着个人发展的机遇。

经过了三年多的努力，整个小区面貌一新。近百人的小区志愿者队伍建立起来了，还与派出所、社区民警一同建立了完善的安保体系，还形成了定期征求建议意见的“红色议事厅”协商机制，就连拒交物业费长达20年的居民都主动补缴物业费。

看着很振奋是吧，但这个案例很难推广。

因为这位挺身而出的老干部，退休前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委政法委秘书长、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专家组组长等要职，还是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后当一名社区“小官”，能力绝对够了，全国有多少小区能有幸遇到这样一位老干部？

这就是当前物业管理的难题：缺人才。

这也是太多领域最核心的难点，中国劳动力人口特别多、每年毕业上千万大学生，但照样人才极为紧缺。

能够管理好一个社区的，又何必待在社区，完全可以去市场经济闯荡，社会地位和收入更高，也少了很多糟心事。小镇也认识一些曾经主动牵头组建业委会的，只能说令人心寒，好不容易才摆脱这个不讨好的烂摊子。

小镇敬佩这样的老干部，但小镇坚持认为，要想改变全国数十万小区的物业服务管理，不能指望能人，还是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能人的作用在于探索新的可行模式，提炼出来全国推广。

比如解决物业服务公司权责不对等、物业公司或者业主维权成本太高、物业费缴纳和自然调整以及存在的腐败和利益交换等等问题，更要让全社会明白，房子是需要维护的，物业服务是需要花钱的。

这需要进行制度性设计，能人可遇不可求，一套好的系统，哪怕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人只是按流程随大流，也照样可以有效运行，归根到底，还是要动员市场和社会力量自我探索。

现在也有一些经验，比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自建物业，同时承揽本小区的房地产交易、租赁等中介服务，以中介服务收入补贴物业服务费；也有的物业公司与小区、业主形成了护理共生关系，但数量太少太少。

而上述探索的一个关键前提：要让所有人能够明白政府基层组织不是保姆，不能把解决问题的所有期待全部放在政府兜底上。

比如2023年6月，住建部部长倪虹发表署名文章，提出“研究建立房屋体检、养老、保险三项制度，为房屋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结果引来网络上很大的争议，有一些不知是何用心的进行扭曲误读，还造谣说国家想要挪用维修基金。

实际国家说得很清楚，房屋安全管理资金由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组成，个人账户就是业主缴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这一块原样不动，公共账户则由政府负责建立，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土地出让金归集等方式筹集，坚持“取之于房、用之于房”“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等原则。

但这又回到了政府兜底的老模式。小镇承认，在中国各个领域，最终大概率还是要政府兜底，但能不能最大限度努力探索政府兜底以外的可能办法，或者最大限度降低对政府兜底的依赖度？

这就是高度依赖全民普遍开智、人人如龙的深层次改革。

小区物业管理是一个例子，根本解决养老社保问题也需要降低政府兜底。

当前养老、社保，说白了还是靠政府兜底，当然也有很多人抱怨缴费压力太大，比如职工和灵活就业保险的费率很高，之所以费率高，关键是参保覆盖太窄、缴费基数不足，尤其依法足额缴纳的严重不足，为了达到社保基金总量目标，只能设置高缴费率，就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降低缴费基数甚至不交社保，或者改交城乡居民基本保险。

但城乡居民基本保险无论养老还是医疗，都高度依赖政府财政补贴，养老的统筹账户以及养老金发放都来自财政，医疗超过三分之二还是来自财政。

从理性上讲，需要扭转恶性循环，转变为缴费覆盖面不断拓展、推动降低缴纳费率，通过激励推动更多人积极缴纳。

最应该推行的未来养老模式，应该是把当前养老第一支柱的职工、灵活就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变成一个全民基本保障，不分职业、地区，只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养老金支持，这一块可以由国家兜底，大致参考城市最低工资和农村低保。

想要拿到更多养老金，就要依赖第二支柱的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或商业保险体系，类似美国的401K。

现在的卡点，还是极度依赖政府兜底，想要完成从政府兜底到全民自己对养老待遇负责的根本转型，还需要非常多的深层改革。比如解决城乡不平衡问题、农民进城获得平等待遇问题、全国社保资金统筹问题等等，光一个企业年金，其难度就不亚于脱贫攻坚。

政府兜底是必要的，但深层次改革的一个成功标志，恰恰是降低对政府兜底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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