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子女的开国上将，61岁时累死在办公室，他的妻子是开国少将

1964年2月5日清晨，北京天空漫着薄雾，总政治部大楼里灯火未熄。值班参谋推门而入，只听甘泗淇放下电报，低声嘱咐：“六点前，把志愿军烈属名册准备好。”不到两小时，这位在长征中九死一生的上将突发心梗，再也没有走出办公室。61岁的生命就此定格，也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惯于站在幕后的政工名将早已把自己的心脏熬干了。

追溯履历，他原名姜凤威，1904年生于湖南宁乡。乡亲们常说他“脑子快、力气小”，可谁也没料到，这个瘦弱书生日后能在风雪草地上扛起几万人士气。1924年进长沙湖南师专，他读书之余组织罢课，三天之内写出七份传单，手笔犀利。两年后，他在橘子洲头宣誓入党，立下“此身唯有公事”八字。

1927年春，他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课堂之外，他翻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对俄语生涩行话下了密密注解。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在日后能够把国内政工体制与苏军制度衔接得滴水不漏，“凡事先摸清人心，再考虑兵力”成了他的口头禅。

1930年夏，他秘密回到上海，从事文件翻译。警报声一响，整栋公寓先人后己地撤离，他却抱着一箱资料不肯走。同志焦急催促，他只回一句：“这些词不能丢，丢了就要用枪血去补。”短短一句，显出骨头里的固执。

1931年，他抵达湘赣苏区，被任命为红军独立第一师政委。资历不深，引来非议。第一次作战，他带队夜袭敌团部，全歼守敌后，仅用半页电文报告：“人心已齐，枪口已直。”于是质疑哑火，战士们都服气地喊他“甘师政”。

长征途中，他与贺龙、任弼时并肩。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最晚，食物最缺。妻子李贞怀着身孕，体力透支。甘泗淇硬把自己的野菜汤让给她，人却瘦得皮包骨。孩子早产夭折，夫妇二人跪坐地上无声落泪，只有风声在耳边刮过。营养损伤让李贞再无生育可能，他们此后一直以“组织的孩子”为己任，把所有精力投进部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一二○师政治部主任，提出“战地广播”与“前线小报”并用，极大稳定士气。晋西北的夜里，战士围火堆听他讲苏军与沙皇时代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枯燥理论就这样变得生动，连老乡都爱来旁听。

1949年建国前夕，他被调往空军筹备组，负责政工框架。那时飞机寥寥无几，他却先着手培养飞行员家属委员会，被讥为“干无用功”。三年后，抗美援朝的事实证明兵员稳、家属稳，空军部队才真正稳。

1951年秋，他以志愿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赴朝。前线水沟边，他对一名新兵说：“怕是正常，不怕才怪，只要多走一步就赢。”简单几字，后来被写进前线小册子。《真理报》战地记者称他“笑容背后藏着钢针”。

战后回国，他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罗荣桓整肃军纪、改进干部考评。他对干部档案一一审阅，累得眼睛充血。有同事提醒：“老甘，该休息了。”他摆摆手：“人不歇，队伍先歇不得。”

1955年授衔，他排在上将序列中部。勋章刚别上，他转身回到办公室，继续研究《军队俱乐部工作条例》。有人玩笑：“上将只给自己放半天假？”他淡淡回答：“放假得排班，我这班次排不开。”

日复一日的晚灯，终于扼住他的心脏。去世那天，桌上摊着一份“军属优待政策修订稿”，批注红线密密匝匝。遗憾的是，这份文件后来辗转一年才正式下发；惋惜者无数，却再没人能抠得那么细。

李贞1955年被授予少将，是开国将星中唯一的女性。丈夫离世后，她主动搬离总政宿舍，把配车退回军办，理由简单：“我一个人，踩自行车就够。”直到1990年病逝，身后只留下几箱书信和一套补丁布衣。

甘、李伉俪无儿无女，但光凭数以万计的部队官兵，就足以说明他们并非孤身。他们的故事提醒世人：有些功劳看不见火光，却能点亮军魂；有些牺牲没有硝烟，却同样需要钢铁般的意志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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