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王立庵后人生活困难，毛泽东破例请陈丕显照顾，让秘书送千元

1960年6月28日凌晨两点，上海锦江饭店的会议室仍灯火通明。讨论国计民生的间隙，毛泽东忽然抬头问秘书徐业夫：“无锡那位吴启瑞，现在情况怎样？”一句看似随口的询问，让在场工作人员瞬间紧张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位普通女教师与主席的渊源不一般。

汽车当夜驶往无锡，翌日傍晚，吴启瑞被迎到了饭店。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神情既拘谨又激动。坐定之后，毛泽东先寒暄一句：“你身体好些没？八个孩子都长大了吧。”听到主席把孩子数目记得一清二楚，吴启瑞鼻子一酸，却还是努力保持镇定答道：“托您的福，孩子们读书都有着落。”

毛泽东并未立刻谈及求助的来龙去脉，而是翻出一张泛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神采飞扬，身旁站着一位目光沉稳的中年教师。“这是王立庵先生，一位真正的教育家。”毛泽东指着照片，语速放缓，“如果没有他当年拽着我补数学，可能就没有我后来广泛涉猎自然科学的兴趣。”这番话，把话题自然转到半个世纪前的湖南第一师范。

1915年的长沙，毛泽东酷爱史地，却屡屡在数学考试“挂红灯”。王立庵发现这一短板，拉着这位倔强学生在暑假“开小灶”。两人一个钻研例题，一个埋头演算，午饭就着酸豆角对付。那年夏天短短一个多月，王立庵不仅帮毛泽东补上了数学，更用“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的古训，给青年毛泽东埋下一颗终身求知的种子。

时间很快推到1949年。王立庵早已辞世，长子王人路也在解放前一年病逝，留下妻子吴启瑞和八个孩子。靠着小学教员微薄的薪水，这个十口之家捉襟见肘。王人路临终前握着妻子的手，轻声叮嘱：“有难处，写信给毛大哥。”吴启瑞起初并未当真，可经济困境愈发严峻，最终还是在1950年5月提笔写信，详述窘况。

这封信，穿过千山万水被放在中南海的案头。按照惯例，毛泽东对类似求职、求特批一概婉拒，连表兄文运昌都吃过“闭门羹”。但读到“八个孩子的母亲”几个字，他沉默良久，随后批示：“请陈丕显同志酌办。”信末又加一句：“我是没有不赞成的。”谨慎语气里透出罕见的关怀。

江苏苏南区党委很快行动。由于干部子弟班名额已满，组织上决定让吴启瑞所任教的无锡师范附小免收三名孩子的学杂费，并按学期补助生活费。这项“雪中送炭”的安排，缓解了她最迫切的难题。消息传到无锡，邻里皆说一句“总算撑过去了”。

十年后上海的这次会面，并非简单叙旧。在寒暄落座后，毛泽东忽然扭头对秘书说：“拍张照片，留个念想。”镜头定格那刻，吴启瑞神色仍带几分惴惴，而毛泽东却轻轻笑着，仿佛又回到第一师范那间闷热的自修室。照片洗出后，毛泽东亲自批注地址，托人寄往无锡。

几个月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最艰苦的岁月。毛泽东让徐业夫带着1000元现金，再次登门。“主席让我们带话：您的信他已看过，请先把手头的日子过好。”短短一行字，没有客套，却格外厚重。当时工人月工资不足三十元，这一千元对吴家而言堪称天降甘霖。

钱很快变成米面布匹，也变成学费。八个孩子陆续升入中学、大学，其中七人最终取得高等教育文凭，有的成为教师，有的走进科研院所。吴启瑞病逝于1980年，临终前向子女交代，“做人要知恩，也要自立。”这句话，如今仍刻在王氏家族的族谱旁注里。

回头再看毛泽东的举动，并非一次简单的私人帮扶。在他看来，尊师是做人原则，扶困则是社会义务；而国家刚刚走出战乱，更需要用具体行动维护教育者的尊严。值得一提的是，除王立庵后人外，张千、罗元鲲、戴常珍等老师的家庭也都受到过他的照顾。有人评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为当时风雨飘摇的知识分子群体注入了莫大的信心。

王立庵当年只是想把一个“不爱数学的学生”拉回课堂，没料到几十年后，这名学生会把师恩化作实实在在的支持送回老师家门。教育的价值，有时就在这种跨越时空的善意里悄然流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