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西域驻军2万，却比北宋西北驻军几十万好使，到底有何隐情？

有谁能想到，只有两万多人的西域驻军，竟然把半个西域守得牢牢的？而宋朝却要数十万大军，却屡遭西夏、契丹夹击，边疆频频失守？这其中到底藏着什么“神奇秘诀”？

先说一个场景。长安城南，夜色如墨，烽火台上狼烟渐起。安西都护府的使者急匆匆飞马而来，他刚从天山以南的庭州归来，看着手中刚开封的文书，叹了口气：“天山屯田又增十顷，边兵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可这粮草也够他们自给三年。”一名校尉听了，点头道：“有了粮，不怕断线。二万兵，足以抵御几十万胡人铁骑。”

这短短几句，便道出了唐朝控制西域的第一条“独门秘籍”——强悍的屯戍制度。公元贞观十四年，唐太宗灭掉高昌国后，就在吐鲁番、哈密等地开垦屯田。天山军第一屯田五十余顷，柳中屯三十顷，蒲昌屯数十顷，年年收成，仓廪不虚。再到开元二年，北庭二十屯、青海军万亩屯田环绕，伊吾每年向北庭军仓上缴粮食四千石。士兵不但守边，还下地耕作，自给自足。宋朝却没有这番胆识，只会央求中原天子每天送粮上门，成本高昂，还常常因为马匹运力不够，断粮断马，边军指挥变得十分被动。

而此时，唐朝又推出节度使制度，把安西、北庭都护府升级为节度使，兵权、财权、边界交战一手掌握。长安二年，庭州控制军兵一万二千，马四千二百；开元中期，龟兹镇兵二万四千匹马二千七百。节度使可以自行征调军费，修筑烽道，设立驿站。正是因为这股“强干弱枝”的味道，安西诸镇才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独自扛住吐蕃的进攻，一度成为离中央最远却最稳固的“飞地”。

可不仅是吃饱喝足。唐朝对西域的治理，还有一个更让人佩服的“软实力”——大国姿态带来的文化吸附。你看唐太宗那句话：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高昌、龟兹的首领入朝，成了刺史、都督，但他们依旧用本土习俗处理民事，甚至可以自行征税，只在军事上归唐朝号令。当地士族与唐朝朝廷做朋友，“一人朝拜，百里来朝”，谁还敢造次？对少数民族来说，唐朝不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征服者，而像个讲情义的大哥。你劲头儿大，可人家给你饭吃，还给你官做，谁不服气？

成效立竿见影。和田出土的兰亭序临本，告诉我们当地贵族把中原书法当宝贝抄；龟兹寺庙里，收藏着仿制的唐朝铜钱；交河城市集里，一千匹突骑施的骏马与丝绸一起交易，金银货物从不短缺。西域贵族一边喝着长安运来的美酒，一边聊着中原诗词，渐渐地就把“汉家文化”当时尚。哪个土著首领回族也好，回鹘也罢，心底里都有了“我也是唐朝人”的认同感。文化的向心力，比一面刀剑还更牢靠。

当然，这套“软硬兼施”的策略，还得有经济铺垫。丝绸之路不是擺设，它关系国家命脉。唐朝在西域修驿道、开驿站，多次派遣马政使到河西走廊察看草料和水源。为了保证驼队南来北往畅通无阻，唐朝投入重金修筑路基，增设水碓、驿站，甚至安排专业的臂力壮汉随队，确保每一队行商都能平安过塔克拉玛干。商旅赠送的驼铃声，正是唐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你看宋朝，靠制瓷茶叶就想打天下，结果只会让辽夏两边夹击，怪谁？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光有钱有兵还不够，非得“屯戍＋节度＋文化粘合”三管齐下？因为这座帝国知道，单靠中央调兵调粮，随时会因为路途遥远而失灵。单靠高压军事，也难保少数民族不心生反感。光搞文化灌输，还得有军队当后盾，才能在边境真正稳固。唐朝恰好找到了平衡点。

再拿一个故事说明。公元751年，唐军在怛罗斯遭遇阿拉伯铁骑。听说前线急需粮草和援军，安西节度使哥舒翰迅速下令：驿传一日三递，天山军屯中的米面马匹立即出发，昼夜兼程。还没等唐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援军就赶到，将战线拉回。这一仗虽说打得焦头烂额，却也证明了西域的集结能力——得益于屯戍和节度的灵活机动，才让中央能在危急时刻拉回一口气。

相反，宋朝到处吵着要“中原正统”，把夷狄当成次等人。对宋太宗来说，高昌李继迁不过是“蛮夷”，打完就算；可等宋真宗上位，才知道李继迁一不卖马二不停战，直接把灵武、绥、银、静五州都送给人家，还硬生生承认了西夏独立。那十几万军队拉到西北，缺马断粮，打得狼狈不堪，简直是颜面尽失。更别说北宋连岳飞这样的人才都被十二道金牌折磨死，可是吐蕃、回鹘却纷纷起义，边疆一塌糊涂。

那么，回头问一句：当两万军就能守住万里之遥，靠的到底是什么？不是蛮力，而是制度的力量。屯戍制度让边军自给自足，节度使制度让他们有决策权，大国姿态让少数民族有归属感，文化经济让西域向心如磁石，再加上把西域当第二个长安来呵护，才造就了“一部《旧唐书》，半部西域志”的盛况。

换到今天，若是我们再去考察边疆治理，不妨从唐朝学一学：先给士兵果腹，再给地方自治，最后把文化、经济当作黏合剂。谁说材少将寡就守不住边？只要思路对，制度成，二万兵也能撑起大半个西域，何况当年那套“昼耕夜戍，烽火不熄”的神操作？

信息来源： 《旧唐书》·卷197（安西都护列传） 《资治通鉴》·卷214（太宗贞观十四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