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起点，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全面西化的资产阶级改革，但实际上，明治维新的深层结构和内在逻辑却呈现出鲜明的军国主义特征。
这些特征并非偶然产生，而是根源于日本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
当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迫使德川幕府结束闭关锁国政策时，日本面临的不仅是西方技术的冲击，更是殖民侵略的危机。
在这一背景下，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优先倾向和权力高度集中需求，这一特质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邪恶之路埋下了必然的基因。
一、日本明治维新已经埋下了军国主义基因
1、日本明治维新政治改革的本质就是天皇高度集权
明治政府打着“王政复古”的旗号进行的政治改革，表面上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体，实际上是构建了高度集权的天皇制统治。
1868年，明治政府发布《五条誓文》，虽然提出“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但其根本目的是为巩固天皇权威。
同年实施的《政体书》规定，“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下设议政、行政、刑法三官，实行三权分立。但这种制度的实质，是将传统藩阀势力重新整合进中央权力体系。
通过“版籍奉还”（1869年）和“废藩置县”（1871年），明治政府迅速废除了全国260余藩，划为1使3府302县，后合并为3府72县，彻底消除了封建割据，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应该注意的是，明治维新政治改革的核心力量来自西南诸藩的下级武士，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维新三杰”。
他们虽然推动现代化改革，但其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仍深植于武士道传统，对武力有着天然的崇拜和依赖。
在推翻幕府的战争中，他们已经展现出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后续国家建设中不仅未减弱，反而被制度性强化。
2、日本明治维新的经济改革具有鲜明的军事导向
明治政府确立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国策中，“富国强兵”被视为最高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其余两项则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
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后，日本清楚地认识到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中，军事力量是国家独立富强的根本保障，在这种认识主导下，军事需求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殖产兴业”过程中，日本政府利用国家资金重点发展军事工业和相关基础产业。
内务省创办的千住呢纱厂、爱知纺纱厂等国营企业，一方面满足民用需求，另一方面为军队提供军装等物资。
而且，政府对矿山开发和铁路建设的重视，主要考量也是军事运输和军工生产的需要。
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工业革命已席卷几乎所有工业部门，但军事工业始终处于优先发展地位，这从国家预算分配中可见一斑：到1892年，日本军费预算占全国预算的40%以上。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多种非常规手段扩充军费，如发行海军公债，号召全国各级官员捐出薪俸的10%，甚至天皇也多次下诏节省宫廷开支，将每年节约的30万元划拨海军。
这种全民性军事动员的经济模式，使得日本经济从起飞阶段就与军事扩张紧密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和恶性循环——军事扩张需要经济支持，而经济发展又依赖进一步的军事扩张。
3、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文化改革贯穿着强烈的军国主义价值观
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明治政府推行了全面的社会文化改革，包括引入西式教育、改革服饰发型、采用西方历法等。
但实际上，在这些表面上的开化措施背后，贯穿着对国民思想的严格控制和军国主义价值观的灌输。
明治政府把教育改革作为塑造国民精神的关键手段，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建立起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但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与西方教育注重批判思维明显不同，特别强调忠君爱国和武士道精神的培育。
1877年建立的东京大学，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忠于天皇的官僚和技术精英。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令和规范，将传统武士道精神转化为全民道德准则。
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就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以“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行为准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国主义价值观的灌输。
要注意的是，在推行这些改革时，明治政府采取了极端保守的社会控制策略。
一方面，它积极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神化天皇、强调民族优越论，强化传统价值观念。
这种矛盾做法反映了一个后发近代化国家的困境——既要变革以适应新时代，又要维持统治合法性。
而军国主义正是解决这种困境的“最佳方案”，通过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矛盾，通过对天皇的神化维持政治稳定。
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它建立在一整套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基础上。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并发展了一系列侵略扩张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为军国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且深刻塑造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
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对外扩张逐渐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共识，并为后续的侵略行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1、日本早期侵略扩张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源流可追溯至封建时期的武士道精神和领土扩张意识，早在安土、桃山时代，武将丰臣秀吉就曾提出“大陆政策”理念并付诸行动，试图通过武力征服朝鲜和中国。
然而，军国主义思想的系统化与理论化主要发生在幕府末期，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构成了其核心谱系。
佐藤信渊（1769-1850）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早期奠基者。他在《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中明确提出，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
佐藤主张，经略中国是兼并亚洲的最基本条件，他甚至还具体拟定了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将日军分为进攻南京和北京两大集团，并详细规划了进军路线。
佐藤的军事理论打着遏制俄国、英国扩张，“保卫日本国防”的旗号，企图通过占领中国，进而向全亚洲扩张，最终称霸世界。
而吉田松阴（1830-1859）的思想则对明治时期的政治领袖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宣讲“尊王攘夷”思想，提出了通过攻击弱邻补偿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偿论”。
吉田松阴在《幽室文库》中进一步阐述了他以邻为壑的扩张思想，深刻影响了日后成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的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维新领导者，使得明治政府的政策亦深受其民族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
2、日本大陆政策的理论与战略构建
随着明治政权的巩固，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政策化，其中最核心的体现便是“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大陆政策指“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日本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扩张政策及理念，它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
实现大陆政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关键人物是山县有朋（1838-1922），他是吉田松阴的学生，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一生处于日本军事权力的核心圈内，竭力推进日本军队近代化，主张“强兵”乃“富国”之根本。
1869到1870年，山县赴欧洲考察军事制度，回国后主持制定《征兵令》，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并奏请颁布《军人训诫》《军人敕谕》，为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做好了军事准备。
为了制定“大陆政策”及侵华计划，1879到1880年，时任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派遣部下桂太郎、福岛安正等人潜入朝鲜和中国沿海刺探情报，写成题为《与清朝斗争方策》的小册子。
该文件设想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一举攻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
福岛安正还把有关清军的兵力、素质、士气的情报整理成《邻邦兵备略》六册。
山县有朋综合这些报告形成“日本的军事战略”，表明“本邦在海陆攻战方略方面，业经初步规划”。
1890年，山县有朋以首相名义写就关于“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外交政略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
他在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外侧，设想出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
他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他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这一理论出台，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基本成型，并为后来日本历届内阁及军国主义者所继承。
3、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的整合与固化
明治中后期，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对外扩张的初步得手，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与传统价值体系和学术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
一是皇国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化身，万世一系，因此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有权利和义务统治其他民族。
二是武士道精神。明治维新后，武士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虽然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被有意识地保留并推广为全民道德，这种精神在军国主义体制下被扭曲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死亡的漠视。
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明治思想家将西方引入的社会进化论扭曲为“弱肉强食”的侵略理论，为对外扩张提供“科学依据”。
四是国粹主义。在全面西化的过程中，日本出现了强调保存国粹的思想潮流。这一思潮形成了排斥西方文化价值、强调日本独特性的国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对外扩张的“文化理由”。
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并非完全自发形成，而是明治政府有意识建构的结果。明治政府成功地将这些观念内化为社会普遍价值观，为军国主义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思想条件。
三、日本从制度上推动军国主义形成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变革表面上旨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实际上是逐步构建了一套有利于军国主义发展的体制。
从宪法安排到军政制度，从教育体系到经济结构，日本在国家制度设计上均体现出军事优先和对外扩张的倾向，这就从制度上加速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1、明治宪法与军政体制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制度保障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天皇绝对主义和军部特殊地位，为军国主义的制度化提供了根本保障。
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归天皇，天皇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军事统帅权，甚至可以任意解散国会。
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在近代宪法的包装下反而更加强化，为军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必要条件。
在军事体制方面，明治宪法确立了“统帅权独立”原则，即军令权不受内阁干涉，直接隶属于天皇。
这一原则始于1878年参谋本部的设立，该机构直接隶属于天皇，内阁无权干涉其用兵、作战事务。
1889年，明治宪法明文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军部独立行使军权的特权。
这意味着军事决策被排除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外，形成了所谓的“二重政府”，军方可以绕过内阁直接实施对外扩张政策。
与此同时，日本还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即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
这一制度由山县有朋主导确立，为日本军部控制国家发展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础。
由于军部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而非对首相负责，内阁一旦不符合军部意愿，军部可通过召回军部大臣的方式导致内阁垮台。
这一制度使得军部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政策的否决权，从而能够持续推进对外扩张议程。
2、从军事教育与社会控制体系上为军国主义思想向社会渗透提供渠道
明治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忠于天皇、具备军国主义思想的军官队伍。
效仿德国，设立陆军海军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
这些学校不仅传授军事技能，更重视“精神教育”，即灌输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思想。
1873年，兵部省发布征兵令，实行征兵制，建立常备军。
此举不仅增强了日本的军事实力，也为军国主义思想在社会中的渗透提供了渠道。
在教育领域，明治政府通过《教育敕语》（1890年）等一系列文件，确立了军国主义教育方针。
《教育敕语》将学校教育和国民道德的基础确立为“忠君爱国”，要求国民在战争时期为天皇“义勇奉公”。
此后，日本教育逐渐偏离文明开化的初衷，转而强调“忠君爱国”、“武勇忠义”等军国主义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