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路径优化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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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曦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

黄子杰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助理

问题的提出

涉外管辖权的积极行使和现实困境

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是指一国法院受理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的权限。各国主要以其对涉外管辖权所持立场为根据而立法，202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本文以下称民事诉讼法）系统完善了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规则，扩大法院涉外司法管辖权。涉外司法管辖权的延伸与扩展，既关系当事人海外司法利益保护，也是内国法域外适用的关键程序保障。

（一）正向探索：涉外民商事诉讼积极管辖权的行使

“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是中荷两国法院平行审理跨国文物追索诉讼的第一案，是民事诉讼法修订前积极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典型案例。福建法院通过对管辖权的积极行使，鲜明表达了中国法具有域外效力的司法立场，为我国涉外管辖权在相关争议类型中的确立与行使明确了路径。

（二）延伸拓展：司法管辖在法域外适用中功能的发挥

“适当联系原则”的第一案中，原告某旅游公司诉请退还旅游团款，案涉款项接受方所在地及旅游项目完成地均在我国领域外，且无证据证明相关连接点位于我国境内。最高法院生效裁定认为，该案因原告请求退还已交纳的旅游团款产生，原告在我国住所地完成争议款项支付，且关联纠纷由我国法院审理，故该涉外民事纠纷与我国存在适当联系，我国法院具有管辖权。该案通过适用保护性管辖，实现了司法管辖延伸，是民事诉讼法修订后积极行使管辖权的典型案例。

（三）反向思考：海外争端司法管辖方式选择的困境

我国企业、公民“走出去”引发的法律风险和纠纷不断增多，海外利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为例，面临东道国对我国企业保护不足、政府征收、跨境用工、环境损害指控等传统法律风险以及东道国民族主义、某些国家滥用“长臂管辖”、单边经济制裁等非传统法律风险。而检索中发现，2021年以来仅4件协议选择国内法院管辖的案例。特殊地域管辖中保护性管辖规定薄弱，当六种传统连结点均不在我国境内时，法院难以行使管辖权，导致多数争端转向国际仲裁，但受仲裁地和规则限制，保护效果欠佳，如“中企诉蒙古政府案”即遭遇仲裁救济困境。

民事诉讼法涉外编虽作出针对性修改，删除实际联系原则的限制，打破了司法管辖权延伸的部分障碍，但特定领域海外权益保护和海外行为调整的规范供给仍不足，专属管辖涵盖的争议类型、特殊地域管辖中“其他适当联系”对应的争议类型及范围等规则不完善，我国法域外适用规则和路径不清晰，致使涉外司法管辖权行使面临诸多挑战。

涉外民商事管辖权

形成路径不足及影响

（一）涉外管辖权制度路径不足。一是专属管辖与纠纷类型对应路径不明晰。2020年以来的696件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异议案件中专属管辖占比仅6.03%；二是管辖冲突协调规则供给不充足。面对外国法院滥诉和禁诉令缺乏反制措施；三是协议管辖衡平适用不完善。格式条款和非对称管辖条款限定争议解决机构，损害我国当事人利益，增加我国消费者维权难度和成本。部分法院对协议管辖效力认定不准确，一律认可其效力。

（二）影响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实践的其他因素。一是集中管辖与意思自治存在冲突。有些法院一方面肯定当事人的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却又径行将案件管辖权引导回集中管辖法院；二是部分管辖规则适用不当。其一，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款和第1款适用顺序不当，六种管辖连接点与“其他适当联系”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具备第1款规定的六类管辖连接点时，不能径行依据第2款以存在“其他适当联系”为由认定管辖。其二，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不当，存在程序适用错误及适用标准不当等问题。三是管辖裁判和评价标准尚不完备。涉外互联网领域缺乏系统管辖权规则，如跨境电商涉及国际物流、知识产权、电商平台合同或侵权、电子签名效力、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种纠纷类型，相关规范供给不足、对应关系及争议解决条款配置不明，影响海外权益保护和纠纷化解。上述问题限制了中国法域外适用效能。

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优化路径

（一）形成路径优化：一是明晰管辖权确立和延伸路径。我国需确立积极的域外管辖权立法理念。首先，将涉外法治理念融入法律制度，充实涉外“法律工具箱”。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价值考量融入立法全过程。聚焦重要行业和新兴领域涉外立法，做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及外国国家豁免法等新法新规的实施。其次，做好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衔接。再次，推动法域外适用规则体系化。构建完善的实体和程序、争议类型和域外适用规则等体系，完善争议类型与司法管辖权的对应规则，明确各争议类型下涉外管辖权的确立和行使路径。二是确立专属管辖与纠纷对应路径。通过司法解释，对第279条第1项中的“等”进行类型化拓展，将关系我国公共秩序的纠纷，如法人破产、涉我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共登记等纳入专属管辖范围，明确特定纠纷类型与专属管辖的对应关系；明确专属管辖适用于同一案件案由项下当事人提起的所有衍生或关联诉请，如外商投资企业公司解散纠纷，当事人诉请公司解散、股东侵权损害赔偿等，均应认定为专属管辖；重新审视国内专属管辖权与涉外纠纷的对应转化关系，如港口作业纠纷和遗产继承纠纷在我国属于私人纠纷，全盘转化存在正当性不足。探索合理适用机制，实现规则转化的正当合理性。三是拓展管辖冲突和协调规则路径。禁诉令作为一种司法手段，可有效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减少不必要的平行诉讼。民事诉讼法修订未纳入该制度，行为保全制度难以充分应对此类挑战。司法解释中应增设禁诉令和反禁诉令制度，与不方便法院原则配套，应对域外国家管辖过度扩张及滥诉、滥用禁令行为，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和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行使路径优化：一是衡平协议管辖。《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对非对称管辖协议的效力认定、跨境消费者网购合同管辖协议的效力等相关问题作出统一规定。应继续总结实践经验，对需衡平协议管辖的纠纷类型作出系统规定。针对集中管辖与意思自治背离问题，应公开集中管辖的法院和规则，方便当事人查询；明确适用位阶，专属管辖、协议管辖通常优先于集中管辖，仅在关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影响实质正义的情形下，才对意思自治作出修正。总之，存在有效协议管辖时，不宜一概移送至集中管辖法院，将来应根据第277条适用情况进行调整。二是扩大“适当联系”的合理标准。基于保护原则的域外管辖权规则注重对本国基本利益的实质性保护。“适当联系原则”第一案为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款的准确适用提供了参考，明确了适用路径及可依据合同磋商地、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所在地、关联纠纷处理所在地等判断“适当联系”的因素，体现了适当联系原则的谦抑性和适度扩张性，判断适当联系的依据还应包括主从合同、衍生诉讼等与法院地存在适当联系的因素。未来应通过累积指导案例、转化实践经验为司法解释，明晰并合理扩大适当联系标准，统一裁判尺度，优化保护性管辖行使路径。三是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改良适用。修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编时应考虑完善规则适用，明确“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要件与其他要件“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的衔接判断规则，先形式审查再实质审查，准确界定相关内涵外延，纠正实务中“只要有我国当事人则一律不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对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不作审查，简单驳回起诉”等错误做法。实践中可综合考虑查清案件事实的难度是否涉及相关国家的公共利益，原告的诉讼权利能否获得保障，在外国法院的诉讼成本及审理期限，国内法院是否正在审理关联案件，查明和适用外国法的难度及判决被外国法院承认和认可的难度等确定外国法院审理是否更为方便、人民法院审理是否不方便。

（三）评价路径优化：一是优化中国法域外适用的司法实践。“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我国已具备规范和监管跨国市场的能力，应转变司法理念，内外有别，积极行使涉外管辖权。在涉及国家主权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对标国际裁判规范，发布典型案例，提升司法竞争力和影响力，完善规范供给和重点领域的管辖规则。提升网络空间等涉外新兴领域管辖水平；在涉外人才培养中强化涉外法治理念，提升处理涉外程序问题能力，重视司法协助，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司法话语权。二是健全科学的司法评价体系。现有的数据指标应进一步优化，充分考虑民事诉讼法第287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审限限制之规定的立法目的，构建科学评价标准，健全反映积极行使涉外管辖权质量、效率、效果的司法评价体系。重视新类型案件及重大影响案件的审理研判，严格落实案件层报制度，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高质量司法建议，推动管辖规则持续完善。

供稿：法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