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秘密,不是被人忘了,是老天爷在等一场足够大的雨。
2007年,重庆的夏天,天跟漏了似的,暴雨倾盆。
歌乐山上的泥水裹着石头往下滚,渣滓洞看守所旧址的一面老墙,扛不住这劲儿,轰隆一声就塌了。
这一塌,就像撕开了一道结了五十八年的疤,底下藏着的东西,露了出来。
当时工人们正在清理塌方,扒拉着砖头瓦块,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大伙凑过去一看,墙基底下,竟然有个掏出来的洞,洞口用砖头巧妙地堵着。
洞不大,里头就那么几样东西,安安静джинг地躺在黑泥里:一根铁钉,尖儿被磨得能当针使;一段弯了吧唧的铁条,看着像是从窗户上掰下来的;还有半拉铁门闩,上面全是豁口。
这些玩意儿,锈得都快跟泥土一个色儿了,可那股子劲儿还在。
这可不是什么破铜烂铁。
这是一套没来得及使的家伙事儿,是一场没唱完的大戏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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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主人,是半个多世纪前,在这活地狱里盼着天亮的那群人。
渣滓洞这地方,打根儿上就透着一股子苦味。
往前倒几十年,上世纪二十年代,这儿就是个小煤窑,老板叫程尔昌。
那会儿的矿工,一天到晚在黑咕隆咚的洞里刨食,累死累活挖出来的煤,质量不行,渣子太多,本地人说话也直,张口就管这叫“渣滓洞”。
谁能想到,这带点嫌弃的外号,像个咒一样,定下了它后来的命。
日子一晃,抗战打了,重庆成了陪都。
这个早就没人要的破煤窑,因为地势刁钻,三面是山,一面是沟,一眼就被军统的沈醉给看上了。
他觉得这地方好,易守难攻,关人准跑不了。
大笔一挥,挖煤的工棚刷上漆就成了牢房,堆杂物的仓库钉上铁条就成了刑讯室。
从此,“渣滓洞”这仨字的意思,彻底变了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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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再是装煤渣的坑,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眼里,专门收拾“人渣”的活地狱。
进了这地方,连空气都是绝望的。
一间屋子,也就十几平米,有时候能塞进去二十多号人,晚上睡觉都得侧着身,跟码柴火似的。
地上铺的稻草,常年见不着太阳,又潮又烂,混着汗臭味、血腥味,再加上重庆那股子黏糊糊的湿热,熏得人脑仁疼。
从1946年开始,前前后后有三百多号人被扔进了这个大坑里。
有办《挺进报》的陈然,有后来大伙都熟悉的江姐江竹筠,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老师、学生、工人。
罪名都挺大,叫“危害民国”,可到底怎么危害了,谁也说不清,也没个正经审判的地方。
唯一的“法庭”,就是那间挂着各种家伙的刑讯室。
老虎凳、辣椒水、往指甲缝里钉竹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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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把能想到的损招都用上了。
他们以为,把人的肉体折磨到极限,就能把骨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
江姐被抓进来,特务们觉得抓了条大鱼,变着法儿地折磨她,想从她嘴里撬出共产党的机密。
可他们想错了,人的身体是有极限,但有些人的意志没有。
肉体上的痛苦,就像打铁的锤子,一锤一锤下去,非但没把人砸碎,反而把信念淬炼得更硬了。
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人活着就得有个念想,那点念想就是唯一的光。
外面的人想不到,就在这铁桶一样的牢里,一个看不见的党支部悄悄建起来了。
没地方开会,大家就趁着放风的几分钟,借着递个东西、说句黑话的功夫,碰个头。
没纸没笔,就把最重要的纪律刻在脑子里,口口相传,成了后来有名的“狱中八条”。
这些规矩说白了,就是怎么在这活下去,怎么保护同志,怎么不让自己被这鬼地方磨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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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互相打气,今天你教我俩字,明天我给你讲个故事,锻炼身体,就是为了能熬到出去的那一天。
求生的本能和革命的理想搅和在一起,能逼出人天大的本事。
男牢那边,趁着送饭的功夫,把写了字的纸条卷成细细的一根,塞进竹饭桶的裂缝里。
女牢的姐妹们心思更细,她们把情报用暗号绣在布条上,再巧妙地缝进棉衣的夹层里,就这么一次又一次,把里面的消息传了出去。
时间到了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了进来。
这消息就像一道雷,把渣滓洞的死气给劈开了一道缝。
那股子高兴劲儿,是关不住的,在每个人的眼神里、嘴角边偷偷地传递。
有人手痒痒,找了张皱巴巴的烟盒纸,凭着记忆和想象,在上面画五星红旗。
画得歪歪扭扭,可在那会儿,这就是大伙心里最美的图画。
等到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真真切切传进来时,整个渣滓洞都快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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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决定,得干一件大事——亲手做一面真正的五星红旗!
可在这鬼地方,哪找材料去?
江姐她们几个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床红色的被面,那可能是她们身边唯一的亮色了。
没有黄颜色做五角星,就把草纸泡在从一种植物里挤出的黄水里染色。
没有剪刀,就用铁片慢慢磨。
没有胶水,就把稀饭里的米粒碾烂了当浆糊用。
那面旗,现在看当然不标准,五颗星的位置都不太对。
可在那群戴着镣铐的人眼里,它比什么都神圣。
他们把这面用血和希望做成的旗帜,小心翼翼地藏在墙缝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一眼,好像浑身就又有了力气。
可天亮之前,总有那么一段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解放军的炮声离重庆越来越近,牢里的特务也越来越疯,跟输光了的赌徒一样。
杨虎城将军一家在松林坡被害了,陈然、王朴他们十个人被拉到大坪枪毙了…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通过一个还有点良心的看守,悄悄传了进来。
大伙心里都清楚,敌人要下死手了,最后的时刻到了。
那不是他们的风格。
得活下去,得亲眼看看那面自己做的红旗,在太阳底下飘起来是啥样。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黑暗中一点点成形:越狱。
从那时候起,渣滓洞的深夜里,多了些微弱而又执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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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有人趁看守不注意,把床板上的一根铁钉给撬了下来,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磨;那是有人把搪瓷碗悄悄在石头上磕破,用最锋利的碎片,一点点地抠墙角的砖缝;那是门闩被反复在地上摩擦,发出沙沙的轻响。
每一个动作都提心吊胆,一丁点声音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可对自由的渴望,早就盖过了对死的害怕。
女牢二室的角落里,姐妹们分了工,有的放哨,有的动手。
她们就用这些自制的“神器”,日复一日地在墙角挖那个洞。
挖出来的土,就悄悄撒到茅坑里冲掉。
磨好的铁钉、撬棍,就藏在那个越挖越深的地洞里。
她们计划好了,只要外面的时机一到,就用这些家伙撬开脚镣,砸开牢门,冲出去。
11月27日,她们等的“时机”来了。
可来的不是越狱的信号,是屠杀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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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特务们端着机枪冲了进来,对着牢房就是一通扫射。
枪声停了,他们又泼上汽油,扔进了火把。
渣滓洞,这个人间炼狱,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一片混乱里,男牢那边有15个硬汉,趁着院墙被前几天的雨泡软了,硬是合力把墙撞开一个口子,奇迹般地逃了出去。
可女牢这边,那个藏着所有希望和工具的地洞,随着房梁的烧断和屋顶的坍塌,被烈火和瓦砾彻底盖住了。
那些在无数个深夜里被磨得锋利的铁器,最终没能用在敌人的锁链上。
它们和它们的主人没能实现的梦想,一起睡在了地下。
重庆解放后,活下来的罗广斌、杨益言等人,把狱友们的故事写成了书,就是那本《红岩》。
渣滓洞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
后来,人们来到这里,看的是重新修好的牢房,摸的是冰冷的刑具,读的是墙上那些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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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还埋着这么一段具体到一根铁钉上的抗争。
直到2007年那场山洪,把一切都冲了出来。
现在,那几件从地洞里挖出来的东西,就摆在红岩魂陈列馆的玻璃柜里。
那根铁钉的尖儿,隔着玻璃看,好像还闪着寒光;那半截门闩上,被砸过的痕迹,清清楚楚。
它们不会说话,但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讲了一个没讲完的故事:一群被认为是弱者的女人,曾经打算用最原始的办法,去对抗一个最残暴的机器。
她们失败了,但她们没输。
那个地洞,是她们向死而生的证明;那几件锈铁,是她们不肯弯的骨头。
今天,歌乐山上的松树还在,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那几件从泥土里重见天日的铁器,如今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无声地证明着那段未竟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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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志·文物志》(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
《红岩精神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渣滓洞、白公馆革命烈士事迹》(重庆出版社1981年版)
《重庆解放档案文献》(重庆市档案馆编,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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