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李爷爷，您当年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
小孙女趴在我膝盖上，眼睛里满是好奇。
我摸了摸她的头，看向窗外的飘雪，
思绪飘回到五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因为啊，有些事不做，会后悔一辈子。”
那个名字，那个地址，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很平静，每天遛遛弯，看看报纸，陪陪孙女。可是每到冬天下雪的时候，我总会想起1968年那个寒冷的夜晚，想起王教授，想起他在我手心写下的那个名字和地址。
那年我十九岁，是县城中学的一名教师子弟。父亲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因为成分不好，已经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每天要接受批斗。我被学校安排去“监督改造”那些被打倒的老师们，说白了就是看着他们干活，防止他们逃跑。
王教授是我们县最有名的知识分子。他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在省城大学任教，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被下放到我们县城中学教书。他教的是物理，据说学问很高，发表过很多论文。
可是在那个年代，学问高反而成了罪状。王教授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每天要接受批斗，还要打扫厕所、清理垃圾。
那是十二月的一个傍晚，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批斗会刚结束，王教授被押回了他住的那间小屋。那是学校仓库旁边的一个杂物间，不到十平米，又冷又潮。
我被派去送饭。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王教授蜷缩在床上，盖着一床破棉被，整个人瑟瑟发抖。
“王教授，吃饭了。”我把饭盒放在桌上。
他没有回应。
我走近一看，发现他脸色通红，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汗。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滚烫的。
“王教授，您怎么了？”我问。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凑近了听，只听到“烧......水......”
我立刻明白了，他在发高烧。
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报告，让学校派人来处理。可是我知道，在那个年代，像王教授这样的“牛鬼蛇神”生病了，没人会管的。说不定还会有人说他是装病逃避劳动改造。
我犹豫了。
王教授又开始呓语了，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时而法语，时而中文，时而又是一串数字。他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被子都被他踢到了地上。
我捡起被子给他盖上，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教授平时对我很好。虽然他是被批斗的对象，我是监督他的人，但他从来没有用仇恨的眼神看过我。有一次我在看数学书，遇到一道难题，他就主动给我讲解，讲得非常清楚。还有一次，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是他扶起我，帮我擦掉身上的泥。
现在他病成这样，我能见死不救吗？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风吹得窗户咣当作响。我看了看表，已经晚上八点了。学校里的人都回家了，只剩下几个值班的。
我做了一个决定——送王教授去卫生所。
这个决定很冒险。如果被人发现，我会被扣上“同情牛鬼蛇神”的帽子，说不定连我父亲都会受牵连。可是如果不去，王教授可能会死。
我找来了一辆平板车，把王教授从床上扶起来。他已经烧得神志不清了，整个人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弄到车上，又找了几条被子给他盖上。
“王教授，坚持住，我带您去看病。”我在他耳边说。
他似乎听到了，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
我拉着平板车，冒着风雪，往卫生所的方向走去。
卫生所在县城的另一头，离学校有两三里路。平时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可是这天晚上，路上积了厚厚的雪，车轮陷在雪里，拉起来很费劲。
我一步一步往前拉，雪打在脸上，冷得刺骨。手冻得发麻，脚也冻得失去了知觉。但我不敢停，因为我知道，如果停下来，王教授可能就撑不住了。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呼啸的北风和飞舞的雪花。我拉着车，艰难地前行，心里默默祈祷，希望王教授能坚持住。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看到了卫生所的灯光。我加快了脚步，拉着车冲到门口，使劲敲门。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大夫，有人病了，快开门！”我大声喊。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探出头来。他看了看平板车上的王教授，又看了看我，脸色变了。
“这是谁？”他警惕地问。
“是我们学校的王教授，他发高烧，很严重。”我说。
“王教授？”医生皱起了眉头，“是那个被批斗的王教授？”
“是的，大夫，您快救救他吧。”我恳求道。
医生犹豫了。我知道他在顾虑什么。在那个年代，给“牛鬼蛇神”看病，也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
“大夫，他快不行了。”我说，“您是医生，救人是您的天职啊。”
医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王教授，最后叹了口气。“进来吧。”
我把王教授搬进卫生所，医生给他量了体温——四十度二。
“烧得很厉害。”医生说，“应该是肺炎。”
他给王教授打了退烧针，又输了液。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王教授的烧才慢慢退了下来。
我守在旁边，一直没有离开。医生看了我一眼，问：“你和他什么关系？”
“我......我是监督他的。”我说。
“监督他的？”医生有些惊讶，“那你为什么要救他？”
“因为他是人，是一条命。”我说。
医生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凌晨三点多，王教授终于清醒了。他睁开眼睛，看到我，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李......李明？”他的声音很微弱。
“王教授，您醒了。”我说，“您在卫生所，您发高烧，我送您来的。”
王教授的眼眶湿润了。他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医生走过来，检查了一下，说：“已经退烧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不过还需要观察一晚上。”
我点点头。“大夫，我能陪着他吗？”
“随便你。”医生说完，就去了另一间屋子休息。
卫生所里很安静，只有输液瓶发出的滴答声。王教授握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了：“李明，你不该救我的。”
“为什么？”
“你会有麻烦的。”他说，“在这个年代，帮助我这样的人，是会被批斗的。”
“我不怕。”我说。
“傻孩子。”王教授苦笑了一下，“你还年轻，前途还长着呢，不要因为我毁了自己。”
“王教授，您别这么说。”我说，“您是个好人，我知道。”
王教授的眼泪流了下来。“好人？在这个年代，好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李明，你过来。”
我凑近了。
“我有件事要托付给你。”他说，“你愿意答应我吗？”
“什么事？”
“如果有一天，这些乱糟糟的日子结束了，你去找一个人。”
“谁？”
王教授松开我的手，然后握住我的手心，用手指在我掌心慢慢写了起来。
他写得很慢，很认真，每一笔都很清晰。我感觉到他手指的温度，感觉到他传递给我的信任。
他写了一个名字：林婉秋。
然后又写了一个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82号。
写完后，他松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记住了吗？”
我点点头。“记住了。林婉秋，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82号。”
“好孩子。”王教授说，“去找她，把这个交给她。”
他从脖子上摘下一个小布包，递给我。布包很小，大概只有火柴盒那么大，鼓鼓的，里面不知道装着什么。
“这是什么？”我问。
“你不要问。”王教授说，“记住，一定要亲手交给她，不能交给别人。”
“可是......”
“答应我。”王教授紧紧握住我的手，“这很重要，非常重要。”
看着他恳切的眼神，我点了点头。“我答应您。”
“谢谢。”王教授松了一口气，“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一定要去找她。如果我没事，我会亲自去的。但现在，我需要你帮我保管这个东西。”
我接过那个小布包，放进了衣服内袋里。布包很轻，但我觉得它沉甸甸的，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口。
“王教授，林婉秋是谁？”我忍不住问。
王教授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说：“她是......我的女儿。”
女儿？
我很惊讶。我从来不知道王教授有女儿。在我的印象里，王教授一直是孤身一人，没有家人，没有亲戚。
“您有女儿？”我问。
“嗯。”王教授点点头，“我和她母亲很早就离婚了，婉秋跟着她母亲生活。这么多年，我几乎没见过她。”
“那您为什么......”
“李明，有些事情很复杂。”王教授打断了我，“我不能跟你细说。你只要记住，如果我出了事，一定要去找她，把东西交给她。”
“什么叫'出了事'？”我问。
王教授沉默了。过了很久，他才说：“李明，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年代，随时都可能出事。今天是你救了我，明天呢？后天呢？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王教授，您别这么说。”我说，“会好起来的。”
“会吗？”王教授苦笑，“我已经五十八岁了，这辈子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我不怕死，只是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女儿最后一面，没能把这个东西交给她。”
“这个东西很重要吗？”我看着藏在衣服里的小布包。
“很重要。”王教授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李明，我把这个托付给你，是因为我相信你。你今天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救我，说明你是个有良心的人。我相信你会完成我的托付。”
我感到压力很大。“可是王教授，我从来没去过北京，我也不认识您女儿......”
“不要紧。”王教授说，“按照我给你的地址去找，一定能找到她。记住，只能交给她本人，不能交给别人。如果她不在，你就等；如果她搬走了，你就打听她的下落。总之，一定要找到她。”
“我明白了。”我说。
王教授松了一口气，躺回枕头上。“谢谢你，李明。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无以为报。这个托付，就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回报吧。”
“什么回报？”我不理解。
“以后你会明白的。”王教授说，“记住，一定要找到她。”
天快亮的时候，医生来检查了一遍，确认王教授已经没有大碍了。我把他送回了学校的那间小屋，又悄悄给他弄了些热水和吃的。
临走时，王教授拉住我，说：“李明，今天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知道。”我说。
“还有，”他压低声音，“把那个东西藏好，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
我点点头，离开了他的房间。
回到家，我把那个小布包拿出来，仔细看了看。布包是用深蓝色的棉布做的，缝得很紧密，外面还打了结。我想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可是想起王教授的叮嘱，最终还是忍住了。
我找了一个铁盒子，把布包放进去，然后藏在了床底下的一个暗格里。那是我小时候藏零食的地方，只有我自己知道。
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都很平静。王教授的病好了，又开始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他看到我，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偶尔会用眼神向我示意，好像在说：记住你答应我的事。
我也装作若无其事，该干什么干什么。但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小布包，惦记着王教授的女儿林婉秋，惦记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82号。
我想去，但不敢去。去北京需要介绍信，需要路费，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人解释。而且在那个年代，随便跟“牛鬼蛇神”来往，是要被批斗的。
我犹豫着，拖延着，一拖就是三个月。
1969年3月的一个早晨，噩耗传来——王教授死了。
学校说他是自杀，从学校的水塔上跳下来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懵了。我冲到现场，看到王教授的遗体躺在地上，盖着一张白布。我想掀开布看看他，但被人拦住了。
“不许看！”有人大声喊，“这是畏罪自杀的反动分子！”
我被推开了，眼泪止不住地流。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一直在想，王教授真的是自杀吗？他前几天还好好的，虽然每天要接受批斗，但精神状态还算正常。他为什么要自杀？
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是自杀？
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可是我不敢说，也不敢问。在那个年代，问这样的问题，是会惹祸上身的。
我只能把疑问埋在心里，然后想起王教授在我手心写下的那个名字和地址。
现在王教授死了，他托付我的事，我必须完成。
我从床底下取出那个铁盒子，打开，拿出那个小布包。布包还是原来的样子，深蓝色，缝得很紧密。我握着它，感觉它就像王教授的一个遗愿，沉甸甸的。
我决定了——去北京，找林婉秋。
可是怎么去？我没有介绍信，没有路费，更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说。
我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投奔在北京当兵的表哥。
我表哥叫李建军，比我大五岁，三年前参军去了北京，在一个部队当通信兵。我可以用去看望表哥的名义申请介绍信，这样就能去北京了。
说干就干。第二天，我就去找父亲，说想去北京看望表哥。父亲虽然现在是“牛鬼蛇神”，但开介绍信的权力还在。他听我说要去北京，很是惊讶。
“去北京？”父亲看着我，“你去北京干什么？”
“去看望李建军表哥啊。”我说，“他当兵这么多年，我还没去看过他呢。”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父亲犹豫了。
“正因为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应该去看看表哥。”我说，“咱们家的成分不好，以后我可能连参军的机会都没有了。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父亲叹了口气，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给我开了介绍信，还给了我五十块钱路费。
“到了北京，好好跟你表哥学学。”父亲说，“不要惹事，不要乱说话。”
“我知道了，爸。”
一周后，我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坐这么长途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浑浊，到处都是大蒜和汗味的混合味道。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把装着小布包的铁盒子紧紧抱在怀里。
火车开了一天一夜，终于到了北京站。
走出车站，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北京真大，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人。我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站在这座大城市里，感觉自己就像一粒尘埃那么渺小。
我先去找了表哥。表哥见到我很高兴，请我在部队食堂吃了顿饭。我跟他说，想在北京待几天，看看天安门，看看长城。表哥很爽快，说部队宿舍地方小，但他可以帮我在附近找个便宜的招待所。
安顿好后，我开始寻找德胜门内大街82号。
德胜门在北京城的北面，从我住的招待所要坐好几站公交车。我问了好多人，终于找到了德胜门。
德胜门内大街是一条老街，两边都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我沿着街道走，数着门牌号：76号，78号，80号......
82号到了。
这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红色的大门，门上有两个铜环。门旁边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几户人家的名字，但没有“林婉秋”这个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门。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大娘，请问林婉秋住这儿吗？”
门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探出头来，警惕地看着我。“你找林婉秋干什么？”
“我......我是她父亲的学生。”我编了个理由，“有点事要找她。”
“她父亲？”老太太打量着我，“你是南方来的？”
“是的，我从江西来。”
老太太的表情缓和了一些。“林婉秋不住这里了，搬走了。”
我的心一沉。“搬到哪里去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老太太说，“她三年前就搬走了。”
“那您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工作吗？或者有什么联系方式？”
“不知道。”老太太摇摇头，“我只知道她好像去了一个工厂，具体哪个工厂我就不清楚了。”
我的心彻底凉了。北京这么大，有多少个工厂啊？我怎么找得到？
“大娘，那您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我问，“或者有什么特征？”
“长什么样啊......”老太太想了想，“我也不太记得了。就是个普通的姑娘，个子不高，皮肤挺白的。对了，她左手腕上有一块胎记，红色的，很明显。”
“胎记......”我记下了这个特征，“谢谢您，大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