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志远啊，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看看，这车，啧啧，咱们村的状元郎！”
村长王叔的笑声震得我耳膜发麻，那张笑到满是褶子的脸，此刻却让我觉得无比陌生。
酒桌上，当年那些避之不及的“亲戚”们争相敬酒，一张张热情的面孔下，藏着我永远忘不了的冷漠。
我默默地吃着饭，直到父亲那颤抖着端起酒杯的手，刺痛了我的眼。
我缓缓放下筷子，一声轻响，满屋喧嚣戛然而置。
01
那年盛夏，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悬在头顶，把村里唯一的土路烤得龟裂。
知了在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把整个夏天都喊哑。
我捏着那张烫金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一路从村口狂奔回家。
汗水浸透了洗得发白的旧背心，紧紧贴在我的脊梁上，但我感觉不到热，只觉得有一团火在胸膛里烧。
“爸！妈！我考上了！”
我一脚踹开虚掩的木门，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正在院里喂鸡的母亲，手里的瓢“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鸡食撒了一地。
她愣愣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先是迷茫，随即爆发出惊人的光亮。
父亲正在屋檐下编着竹筐，听到我的喊声，他那布满老茧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他缓缓抬起头，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上，露出了我记忆中从未见过的、孩童般的笑容。
母亲抢过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虽然她不识字，但“省重点大学”那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她却好像能看懂一样。
她用粗糙的衣角擦了擦眼角，笑着，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儿子……我儿子有出息了！”
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计，走过来，小心翼翼地从母亲手里接过那张薄薄的纸。
他看得极其认真，仿佛那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块绝世的美玉。
那一天，我家那间破旧的土坯房里，充满了十几年里从未有过的欢声笑语。
喜悦像醇厚的酒，让我们一家三口都醉了。
然而，酒总有醒的时候。
当我们的目光落在通知书下方那一行小字上时，满屋的喜悦瞬间被冻结了。
五千块。
这个数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轰然压在了我们这个贫瘠的家庭上。
空气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不知疲倦的蝉鸣，一声声，像在嘲讽着我们的窘迫。
父亲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默默地把通知书叠好，放在堂屋最显眼的八仙桌上。
母亲则是不安地搓着手，嘴里喃喃自疑：“五千块……这得多少钱啊……”
对于终年刨食于黄土地的我们来说，五千块，是个天文数字。
那天晚上，父亲把他珍藏多年的铁皮盒子拿了出来。
打开盒子，里面是全家所有的积蓄。
一沓沓被磨得发毛的一块、五块、十块的零钱，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
父亲一张一张地数，我和母亲在旁边屏息凝神地看着。
“两千三百四十二块。”
父亲的声音低沉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这里面，还有一千块是准备给母亲看关节炎的救命钱。
离五千块，还差得太远太远。
那一晚，我们家没点灯。
黑暗中，我能清晰地听到父亲一声接一声的叹息，和母亲压抑的啜泣声。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了床。
他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没舍得抽的“好日子”香烟，揣进怀里，对我说道：“志远，你跟我去一趟。”
我心里明白，父亲这是要拉下他那张老脸，去借钱了。
第一站，是村长王叔家。
王叔家是村里第一户盖起二层小楼的，门前还停着一辆半旧的摩托车，在村里算是顶风光的人家。
一进门，王叔正喝着早茶，看见我们，立马热情地站了起来。
“建国来了，快坐！志远也来了，哎哟，通知书下来了吧？我早就说，这孩子准有出息！”
父亲拘谨地笑着，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
王叔摆摆手，指了指桌上自己的软中华，说：“我抽这个习惯了。”
父亲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又默默地缩了回去。
一番寒暄过后，父亲终于艰难地开了口，说明了来意。
王叔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一下，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那眼神里的热络明显淡了下去。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拍着大腿说：“哎呀建国，你看看这事闹的！志远考上大学，那是给咱们全村争光的大好事！按理说，我这个当村长的，怎么也得带头支持！”
“但是，”他话锋一转，“你也知道，村里的账上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前阵子说要修通往镇上的那条路，款子到现在还没下来，我还一脑袋官司呢！”
父亲的头埋得更低了，嘴唇嗫嚅着：“王……王叔，我不是跟村里借，是想跟您个人……”
“个人？”王叔打断了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建国啊，你这就更难为我了。我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看着是盖了楼，那都是贷款！我儿子在城里谈了个对象，人家开口就要二十万彩礼，我这头发都快愁白了！”
他说完，呷了一口茶，又“语重心长”地看着我爸：“再说了，建国，不是我说你。读大学是好事，可咱也得量力而行啊。这大学四年下来，可不止一万块钱，这就像个无底洞，你填得起吗？”
“量力而行”四个字，像四根针，狠狠扎在父亲的心上。
从王叔家出来，父亲的腰杆明显塌了下去。
他一路上都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那包没送出去的“好日子”，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第二站，是我的堂叔，李建业家。
他是父亲的亲兄弟，家里开了个小卖部，日子在村里算得上殷实。
我们去的时候，堂叔正翘着二郎腿，对着一台崭新的大彩电看《西游记》。
看到我们，他只是懒懒地抬了抬眼皮：“来了？”
父亲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喊了声“建业”。
当父亲磕磕巴巴地把借钱的事说完，堂叔直接按了遥控器的暂停键，孙悟空举着金箍棒的画面定格在屏幕上。
“哥，不是我说你。”堂叔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志远考上大学是厉害，可你也不能这么异想天开吧？五千块？你当这是纸画的？”
“我家那小子，明年也要娶媳妇，彩礼、房子、酒席，哪样不要钱？我这小卖部一天才挣几个子儿？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
他站起身，走到父亲面前，压低了声音，但那话却像刀子一样锋利：“再说了，亲兄弟明算账。这钱借给你，你拿什么还？就凭你那几亩薄田？还是等志远毕业了挣大钱？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父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紧紧攥着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再也忍不住，上前一步想理论，却被父亲一把拉住。
他冲我摇了摇头，那眼神里充满了哀求和无奈。
走出堂叔家，我感觉外面的太阳都变得冰冷刺骨。
接下来的几天，父亲像个游魂，走遍了村里所有他认为能说上话的人家。
那些曾经受过我家恩惠的邻居，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乡亲。
得到的回复，无一例外，全是拒绝。
有的说自家也要盖房，手头紧。
有的说孩子生病，刚花了一大笔钱。
更有人家，我们还没进门，他们就提前把门关上了，任凭父亲怎么敲也不开。
村里的风言风语也传了出来。
“李建国是疯了吧？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读什么大学。”
“就是，读出来还不一定有出息，这钱扔进去就是打水漂。”
“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能当饭吃？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
这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子，一刀刀割在我和父亲的心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我的发小，刘军家。
刘军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关系最好。父亲想，或许他父母能看在孩子们的情分上，帮衬一把。
结果，我们刚到他家门口，刘军的母亲就跟一堵墙似的堵在了门口，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建国叔，你们来干嘛？”她冷冷地问。
父亲卑微地笑着：“寻思着……找你们帮个忙……”
“帮忙？”刘军的母亲“哼”了一声，眼神像刀子一样刮过我的脸，“我们家帮不上。我们家小军没你家志远那么大本事，考不上什么大学，我们就想他安安稳稳在村里过日子。你们家的事，我们掺和不起，也别来带坏我们家小军！”
说完，“砰”的一声，大门在我父亲面前重重地关上了。
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那一直试图挺直的脊梁，彻底垮了。
他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像一尊风化的石像，一动不动。
回到家，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就蹲在院子里的角落，点燃了旱烟。
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呛人的烟雾将他整个人笼罩起来。
那一夜，他抽了一整夜的烟。
天亮时，我看到他鬓角的头发，好像白了一片。
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男人，为了我，把他半辈子积攒的尊严，都在这几天里，磨碎了，碾成了粉，撒在了这片冷漠的土地上。
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走到他面前，夺下他手里的烟袋，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
“爸，不求他们了。”
“这学，我就是跪着，也要去上。”
“钱，我自己想办法。”
父亲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终，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站起身，走出了院子。
第二天，我们家那头跟了我们十几年，像家人一样的老黄牛，被牵走了。
牛被牵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们家的方向，发出了一声悲鸣。
母亲背过身，捂着嘴哭了。
父亲则把头扭向一边，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没过两天，父亲又把院子里堆放着的，准备等我结婚时盖新房用的上好木料，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村里的木匠。
他把卖牛和卖木料凑来的四千多块钱，一分不少地用布包好，塞到了我的手里。
他的手很烫，声音却很轻。
“志远，到了外面，别亏待自己。”
这是他那几天里，对我说的唯一一句完整的话。
我捏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眼泪再也忍不住，滚烫地砸在了父亲干枯的手背上。
02
我最终还是踏上了去往那座遥远城市的火车。
我买的是最便宜的硬座票，车厢里拥挤不堪，充满了各种混杂的气味。
几十个小时的旅程，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我的心里也五味杂陈。
到达学校时，校园里到处都是送新生报到的家长。
他们帮孩子拎着崭新的行李箱，脸上挂着骄傲的笑容。
而我，孑然一身，手里只拎着一个破旧的蛇皮袋，里面装着我所有的家当。
那一刻，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
我仿佛是这个光鲜亮离的世界里，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
办完入学手续，交完学费，父亲给我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我知道，我没有时间去感伤，我必须立刻找到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办法。
大学的课程还没正式开始，我就开始在校园内外疯狂地寻找打工的机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第二食堂的后厨洗碗。
每天傍晚，当同学们涌向食堂时，我却要钻进那个油腻、闷热的后厨。
堆积如山的餐盘，泛着油光，散发着食物残渣的馊味。
我把手伸进混浊的热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洗刷的动作。
油污和洗洁精腐蚀着我的皮肤，没过几天，我的手上就长满了小口子，一碰水就钻心地疼。
每天晚上干完活，回到宿舍，我的腰都像要断了一样，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室友们看到我每天这么辛苦，都劝我别干了。
他们说，大学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受罪的。
我只能笑着对他们说，我想体验一下生活。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不是体验，这是生存。
洗碗的工作，工钱微薄，连我的生活费都难以支撑，更别提下学期的学费。
于是，一到周末，我就去做更累的活。
我去过学校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搬砖。
一块块粗糙的红砖，磨破了我的手掌，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成了厚厚的茧。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工头看我还是个学生，人又老实肯干，总会多给我几块钱，还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吃大锅饭。
那是我在城市里，吃过的最香的饭。
冬天的时候，我站在街头发过传单。
北方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的手脚很快就冻得失去了知觉。
行人来去匆匆，很少有人会接我递过去的传单，更多的是冷漠和无视的眼神。
有时候，我会看着街上那些穿着光鲜、嬉笑打闹的同龄人，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楚。
但这种情绪只会出现一瞬间，很快就会被更强烈的求生欲所取代。
我没有资格脆弱，因为我身后，空无一人。
大学四年，我几乎做遍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兼职。
发传单、送外卖、当保安、在超市做理货员……
我的大学生活，被切割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白天，我是坐在明亮教室里认真听讲的学生，努力汲取着知识，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晚上和周末，我则是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打工仔，用汗水和体力换取微薄的报酬。
我像一个陀螺，被生活这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不敢停歇。
最难熬的时候，是在过年。
室友们都兴高采烈地回家了，空荡荡的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不敢回家，因为来回的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除夕夜，我买了一包泡面，独自坐在宿舍里，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那一刻，对家的思念像野草一样疯长，几乎将我吞噬。
我给家里打电话，每次都挑最便宜的公共电话亭。
电话接通，听到父亲那熟悉又显苍老的声音，我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
但我不敢哭，我必须笑着。
“爸，我挺好的，学校的伙食很好，我都吃胖了。”
“我申请了奖学金，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很好，你和妈别担心。”
“钱够用，真的够用，我还能存下点呢。”
我用一个又一个谎言，为他们编织了一个我在大学里过得很好的假象。
电话那头，父亲也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回应我。
“家里都好，你妈的关节炎好多了，不用挂心。”
“今年收成不错，别担心钱的事，不够就跟家里说。”
“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就行，家里啥事没有。”
我们父子俩，隔着一根长长的电话线，小心翼翼地用谎言维系着对彼此的保护。
挂掉电话，我常常会蹲在电话亭里，哭得泣不成声。
当然，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也并非全是冰冷。
食堂里那个胖胖的打饭阿姨，每次看到我，都会趁别人不注意，悄悄往我的餐盘里多加一勺红烧肉，还总是叮嘱我：“小伙子，多吃点，看你瘦的。”
我的专业课教授，一位五十多岁的和蔼学者，注意到了我的勤奋和窘迫。
他没有多问什么，只是把我推荐进了他的课题组，让我帮忙整理资料。
虽然工作繁琐，但每个月能有一笔固定的研究补助，这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些零星的、不起眼的善意，像一束束微弱的光，照亮了我那段艰难的路，支撑着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去。
大学四年，我拿遍了学校所有的奖学金。
毕业时，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被一家国内顶尖的科技公司破格录取。
当我拿到录用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站在公司的摩天大楼下，仰望着高耸入云的建筑，眼泪流了满面。
我知道，我终于，靠自己的力量，爬出了那个深不见底的泥潭。
03
时间一晃，又是五年。
五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蜕变成职场上独当一面的精英。
我从最初级的程序员做起，凭借着那股在大学里养成的拼劲和韧劲，一路晋升，成了公司最年轻的项目主管之一。
我的薪水水涨船高，我在那座曾经让我感到自卑和渺小的城市里，买了房，扎了根。
那年春节，我决定回家。
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家过年。
前几年，不是项目太忙走不开，就是我心里还有道坎过不去。
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样，灰头土脸地回去。
我花了二十多万，买了一辆不算奢华但足够体面的合资车。
我给父亲买了他念叨了很久却舍不得买的智能手机，给母亲买了据说对关节炎有好处的按摩仪，后备箱里塞满了各种我以前见都没见过的年货。
出发前一晚，我几乎没睡着。
近十年了，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回到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
车子下了高速，驶上那条熟悉的乡间土路。
路还是那么颠簸，但路两旁，多了很多我离开时没有的新房子。
当我的车缓缓驶入我们那个寂静的小山村时，就像一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村口几个正在晒太阳闲聊的老人，先是惊讶地看着这辆陌生的、沾满泥土却依旧崭新的小汽车，当他们看清驾驶座上我的脸时，惊讶变成了震惊。
“那不是……李建国家那小子吗？”
“是志远！是志远回来了！”
“我的天，他开着小汽车回来的！”
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在村里传开了。
我把车缓缓停在我家那破旧的院门前。
车还没停稳，家门口已经三三两两地围了一些人，他们伸长了脖子，对着我的车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一身得体的休闲西装，脚上是锃亮的皮鞋，这身打扮与这个落后的村庄显得格格不入。
“真的是志远！”
“出息了啊！这可真是光宗耀祖了！”
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惊叹。
我没有理会他们，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了院门口那个熟悉的身影上。
我的父亲，李建国。
他站在那里，愣愣地看着我，看着我的车。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更深的痕迹，他的背更驼了，头发也几乎全白了。
但他此刻的眼神，却亮得惊人。
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难以置信，以及巨大骄傲的复杂情绪。
母亲也从屋里跑了出来，她看着我，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走上前，一把抱住了他们。
“爸，妈，我回来了。”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父亲那双粗糙的手，在我背上重重地拍了几下，他什么也没说，但我能感觉到，他那压抑了近十年的腰杆，在这一刻，猛地挺直了。
他转过身，对着围观的村民，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洪亮的声音说：“看啥看，我儿子回来了！都散了吧，我们要吃饭了！”
那语气里的扬眉吐气，任谁都能听得出来。
村民们讪讪地散开了，但没走远，依旧在不远处交头接耳。
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那间熟悉的土坯房。
屋子还是那么破旧，但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
墙上，还贴着我当年得的那些奖状，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在父母心里，它们依然簇新。
母亲忙前忙后，把她养的最大的那只鸡给杀了，父亲则献宝似的拿出我给他买的酒，小心翼翼地打开。
那顿晚饭，我们一家人吃得格外香甜。
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嘴里念叨着我在外面肯定吃不好，瘦了。
父亲的话依旧不多，但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脸膛喝得通红，眼睛里始终闪着光。
这是我记忆里，十年来我们家最温馨、最安宁的一顿饭。
我贪婪地享受着这份久违的幸福，以为这个夜晚就会这样平静地过去。
然而，我错了。
就在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其乐融融的时候。
院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