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十三岁，秃了，但没有变强 | 人间

“爷爷”这个称谓像龙卷风一般，打着圈儿，盘旋搅动，将我掩埋。我没有头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

配图 | 《大男当婚》剧照

公司楼下有一家河南烩面馆，卖面，卖凉菜，还提供美味可口的大盘鸡。

我要了一大碗河南烩面，不多时，低头玩手机的我听见了服务生与收银员的对话：

“大碗烩面是谁的？”

“那个光头的。”

因听见了“大碗烩面”，我下意识环顾四周：有年轻人身穿厂服，梳了分头，埋头呼哧呼哧吃面；有浑身艺术气质的男士扎着马尾，认真地从凉菜碟子夹出一颗花生米；还有几个神情欢快的男女，围坐一起，喝啤酒，吃鸡块，他们的脸颊微微泛红，头顶都覆盖有满满当当的黑头发。目光腾挪，尚未在面馆搜寻完毕，“砰”，服务生径直将一大碗面杵在我面前了。

原来，我就是那个服务生和收银员口中的“光头”。

可我的脑袋两侧和前额还有头发，只是头顶的头发稀疏，细小而柔软，像绒毛。

我在我的家乡，铜川市郊区红土镇，长到十八岁。那时，我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横冲直撞、肆意妄为。

夏天，我在每一条奔流不息的小河里寻捕螃蟹，将玩耍当营生。秋天，我攀爬每一道夕阳映照的山坡，挖柴胡、黄芩、当归，用劳动换取报酬，勤工俭学。冬天，白雪覆盖村落四周的无边原野，我用干枯的树枝在雪地里写下同学们的名字，祝福他们在寒冷而凛冽的冬日要快乐。

我唯一蔓延了整个青春的烦恼，是我的一头卷发，它们黑硬黑硬的，蜷曲、盘结，贴在我的脑颅上肆意生长，像在脑瓜上铺设一层钢丝球。

每逢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都会去镇上的理发铺理发。

上初中以前，我理发时父母总是陪着，经验老到的理发师会按照父母朴实而规矩的要求，捏着手工推子，给我理出小平头。短短的头发像黑色的毛毯，平整地铺设在我的头顶，发根却纵横交错，盘亘在一起。

同学们也是平头，可他们的头发根根竖立，清晰、洁净且明朗，而我的头发，卑微地匍匐在头皮上。我苦恼满满，觉得自己不对劲。

我渐渐长大，街上的录像厅里，出现了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杰们——周润发口吃巧克力，梳着大背头，是赌神；刘德华身穿牛仔服，梳出分头，和吴倩莲演绎着什么叫作天若有情；郭富城的中分头明亮闪耀，他和关之琳搞了一场夏日情未了；郑伊健脱光了上身的衣服，站在铜锣湾的街头，黑而直的头发遮挡住他冷酷的半边面孔。

同学们走进新开的理发店，交代年轻的理发师，为他们理出周润发、刘德华、郭富城、郑伊健的发式。我挠着蜷曲的头发，看遍理发店里提供的发型图片，没法给自己选择什么新式发型。而理发师们也总是毫不客气地指出：你这是卷卷毛，谁对你这头发都没有办法。

后来，我在隔壁班级发现了一个生有卷发的男同学，他的头发拧成一绺一绺，打着转儿，粘连在脑袋上。我想：这个同学的头发也太卷了，我的头发肯定比他的要好一点。

一次课间活动，我和隔壁班的同学认识了，不等我开口，他说：“哎呀，你这头发，咋比我的还卷啊？！”

初二那年的二月二，我不服气，让青年理发师用吹风机将我的头发吹得竖起来，再用摩丝对头发进行处理。摩丝是那个时候的头发定型剂，装在铁皮罐子里，使用时摇晃罐子，挤出的液体遇见空气，迅速膨大，变成白色的泡沫。

理发师用掌心掬了泡沫，涂抹在我的脑袋上进行头发定型。

摩丝太不好受了。一方面，我期待摩丝彻底改变我的头发的性状，给我一头直竖的头发；另一方面，我承受着硬化后的摩丝带来的不适感，像是在头上戴了一个硬壳子。

我顶着硬壳子去了学校，我想告诉每个人，我的头发变直了。不料，没有同学注意到我的变化。

我又心怀忐忑回到家里，在父母面前晃荡许久。

母亲问：“你是不是理发了？”

“你没看出来我有啥变化吗？”我反问。

“我看你像个刺猬！”母亲毫不客气地指出。

戴着“硬壳子”、很不舒服的我哭笑不得，摩丝并没能给我带来心灵的解脱。

高中时，我有一位同学名叫石军华，他拥有大波浪式的卷发，梳了分头，颇为俊朗。

他传授我一种秘诀：每晚，用热毛巾捂在头上三分钟，然后，继续用热毛巾顺着发梢的方向用力抹，头发可以变直。他说，这样的原理就像熨斗熨衣服，是将头发熨平，即便不能彻底疗愈卷发，但可以将“小卷发”变为“大波浪”。

我按石军华传授的技法做了尝试。

尝试一天，感觉不错；尝试两天，似乎有效果；第三天，我就起了惰心，懒得去搞什么热毛巾。

我只想拥有一种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而不想日复一日地为头发做工作。

于是，我没能拥有“大波浪”，依旧满头“小卷发”。

2006年，我终于和头发和解了。

“你的头发像缎子似的。”

“《封神榜》里面演纣王的演员叫达奇，你的头发像达奇的头发，太棒了。”

“我从小就想拥有你这样的头发，我觉得生有这样头发的人很聪明。”

从陕西来到上海工作的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小马。小马毫不吝惜语言，对我的头发进行赞美。

我有点恍惚，一遍遍跟她确认她说的是不是真话。一次次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我慨叹着自己在过往岁月里莫可名状的无知举动；往后几年，也差点忘记头发曾带给我烦恼。

可2011年，头上的毛发还是再次牵动了我的心弦。

那时候， 我和小马已经成家，租住在闵行区莘庄镇的一个老小区。小马在闵行区颛桥的一家韩资企业工作，我在江浙沪一带跑广告业务，经常前往常州。

深秋时节，我在常州一家地板厂跑业务，企业老板刚刚花了300多万元，装修好2000平米的工厂展厅，他计划依托展厅，开展地板团购业务。我们相谈甚欢，老板愿意在我这里打广告，还希望聘请我为企业的营销顾问，为团购活动做一些具体的策划。但是，合同一直没有敲定。

小马那段时间脖子不舒服、全身乏力，她曾做过甲状腺结节的手术，我很担心她的旧病复发，心中一阵阵焦虑。我打定主意，合同一旦签订，马上返回上海，陪小马去医院检查身体。

新项目要启动，资金蛋糕在成型，企业老板身边围来一群人，有来取经寻合作的经销商，有络绎不绝来游说老板的职业经理人，有展厅的设计师，还有第三方团购公司的业务员。这些人都盯着要成型的“蛋糕”，都是我的业务竞争者。我高度紧张，不敢懈怠，全天候待在工厂里，陪同老板接见客户。

决心大干一把的老板意气风发，精力卓绝，白天迎接一批又一批客户，晚上还组织大家喝酒，喝完酒去KTV唱歌。小马身体不知咋样，我既要盯客户，又连喝带唱，好几天下来，愈发坐立不安。

这一天，趁着大家争当麦霸，而不再游说业务的空档，我到洗手间洗把脸，清醒清醒。接近三十岁的我已经是个老业务员了，皱纹爬上额头，脸蛋上泛着油光。我站在盥洗镜前，看着自己日渐胖起来的圆脸，慨叹岁月的流逝。这一看不要紧，我发现自己像毛毯一样的头发缺了一块儿。我以为是光影的结果，伸手去扒拉，缺口处的头发却像丛林里干枯的灌木一样，接连折断和倒下了。我并住手掌在头上抹一下，掌中落下一撮头发。我发慌，这是咋回事？这在干什么？

老板和友人们仍在KTV里放歌，叮叮当当的啤酒瓶碰撞声不断从包间里传出。我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的面孔良久后，告慰自己，这脱发应该是偶然的，会好的！

再过了两天，合同终是签订了，我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上海，抓紧时间与小马去医院检查。所幸，小马的甲状腺只是有点轻微炎症，医生开了药，嘱咐小马注意休息，多运动。

我这才摸着自己秃掉的一片头发，给远在陕西的母亲打了电话，说我头发脱了一块，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几天后，母亲从陕西邮寄来九大包中药和一个药罐，让我熬中药喝。

药是我们红土镇街道一位老中医开的，他对治疗脱发颇有心得，不过，他对母亲说，脱发不容小觑，治脱发是个长期过程，至少得喝五个疗程中药。

我问母亲：“九包药是几个疗程？”

母亲说：“一个疗程。”

小马用煤气灶小火给我熬药，药罐咕嘟咕嘟的，中药味弥漫了我们租住的小屋。药的味道酸苦酸苦的，喝一口，像是有什么人将拳头塞在我嘴里转了一圈似的。我看着九大包药，默念着五九四十五的乘法口诀，计算以后还有多少个拳头捣在我的嘴巴里。我也想，得有多少药味飘出，在我们的屋子盘旋，最后冲出门窗，让小区里的人们以为这里生活着一个“药罐子”。

其时，我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秉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一种感性态度，以为脱掉的头发终会像野草一样，源源不断地生发出来。我求助于母亲，让她邮寄来中药，只是认为中药犹如“春风”，会让“又生”的速度变快一点而已。

用热毛巾捂头皮，我坚持不了三天。面对这种酸苦的中药，我自然没能坚持完一个疗程。我想：慢一点就慢一点吧，又不是长不出来。

我依旧在跑业务，依旧在跑业务时喝酒。我总是陷入焦虑，为这样那样突发的状况——父亲患病了、孩子出生了、岳母骑车与公共汽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了、陕西家里亲戚来上海找工作了，这些事情都得我具体操办。

一元硬币大小的斑秃在脑袋两侧不断出现，却也不断自愈；头顶的头发果然如我所想的一样，脱了，又长出来了，只是日渐稀疏，原来如细钢丝一般的粗硬头发，渐渐变成细绒线，又变成更细的毫毛。

从2011年到2017年的六年，脱发伴随我跑业务，也伴随了我的失业，后来，我还顶着脱发的压力创业。我常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嗟叹：怎么好好一个人，这头上跟狗啃了似的。

一段时间里，我索性剃光了头发，并由此产生了某种自卑。

在网上浏览信息时，常看到有言论形容猥琐的男人：肥胖、秃头、油腻……我不得不将这些词语与自己产生关联，似乎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也常看到，有女性在择偶的时候，说绝不能接受一个男人是秃头，不仅难看，还会影响下一代的颜值。虽然我是个已婚的男人，不牵涉被择的问题，但这样的论调仍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可怕的异类。

有一次放学，我去幼儿园接“小哪吒”（我和小马的孩子），有同班的小朋友指着我对他的父母说：“你看你看，‘小哪吒’的爸爸没有头发。”我脸红了，我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拥有蜷曲头发的时候我不懂得珍惜，在失去了它之后，我追悔莫及。

其实，在我的身边，不乏秃头的同龄人，甚至年龄比我小的人。

一次饭局上，认识一个软件工程师，他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了，甚至眉毛也很稀疏。

我问他是什么时候脱发的，他说大学的时候就脱光了，我问他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应该是遗传性的，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光头。

我问他，秃头对他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他说，影响就是，不用花理发的钱，洗脸的时候，连头一块也洗了。

他虽乐观、坦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也苦笑着承认：心理压力很大。

我还认识一位年轻的画家，因为脱发，选择了戴假发。冬天戴大假发，夏天小假发。他偷偷告诉我，他睡觉时也不脱假发，刮风时，手捂住脑袋，生怕假发飞了。画家的脱发并不是很严重，但他敏感、谨慎，在脱发问题上选择了掩盖。

我认识一位老兄在军医大学当教授，我们俩得空见面时，我满怀期待咨询老兄，看有没有办法给我治疗治疗。

老兄问我：“你想咋治疗？”

“最好有一种药，我吃下去，就恢复了。”我不认为脱发像癌症、白血病或者其他什么疑难杂症一样，不能被治愈。不就是几根头发么！

“你这是凭空想象，”老兄被我异想天开的言论逗笑了，也与我开起玩笑，“如果你可以发明那样一种药，我可以告诉你，你将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还将问鼎世界首富的宝座。”

我这才惊异了：“有这么严重？”

“就是这么严重！脱发是世界性的难题，要是那么好治的话，外国的那些王子、知名的那些运动员，早就去治了，”他让我低下头，仔细瞅了我的头发又说，“你这脱发大概率是雄秃，和那些王子、运动员是一样的……你看看你的胡子……胡子旺盛，头顶秃瓢，这是典型的雄性激素源性脱发。”

我确实生着络腮胡，每天都得刮，一天不刮，满脸乌青。

我没有放弃追问：“能不能想想办法呢？”

“去医院开展正规检查，让医生帮你诊断……但从我看来，你秃了这么久，治愈可能性几乎为0。还有一种办法，去做植发手术。”

我长这么大，没有住过院，没有打过吊针，潜意识里，我难以接受“手术”这样的字眼，也不可能做出植发手术的选择。

我上网查雄激素源性脱发的相关信息。消息显示：此脱发源于头顶毛囊对双氢睾酮异常敏感，特定毛囊中的一种酶活性升高，促使睾酮转化为双氢睾酮，导致毛囊萎缩；脱发集中于前额、头顶等对双氢睾酮易感的区域，表现为头顶向颅部扩散的渐进性脱发，随年龄增长加重；毛囊生长周期存在休止期向生长期转换延迟现象，病程具有不可逆性。

继续查下去，一发不可收拾，我还查出来一些网友的言论，他们举着外国一些演绎硬汉角色的秃头演员的例子，说出“我变秃了，也变强了”的网络段子。

我也琢磨开来，我是不是也变强了？

什么是强呢？

有钱是强吗？

有人以钱为纲，金钱至上，希望把钱摆在桌子上，摁住别人的脑袋，让别人看自己的钱，心理上呈现“我这么有钱，我很强，你应该羡慕我”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我不认同。我跑业务时遇到过很多意气风发、赚得盆满钵满的建材老板，可随着房地产行情、经济下行等要素变化，作为房地产的下游产业，建材行业呈现出颓败的颜色，当初的大老板们，很多人负债累累，变卖了工厂、住宅和豪车，成了失信被执行人。我陪着唱歌的那个企业老板，他的地板厂在2016年走向了没落，他的母亲患病住在医院时，他甚至拿不出手术费用。

优秀的体力叫作强？

我遇见过一位开网约车的大汉，长得很像《水浒传》里的武松，浑身腱子肉，深受异性欢迎。大汉精力超群，白天跑一天网约车，晚上有人包他的车，他也会去干。不到半年，大汉上了贼船——包他车的人是开赌场的，每晚向赌场送人，送了一阵儿，大汉自己参与到赌场的经营中去了。警察抓了他，他的母亲哭着向大家诉说：“可怜的他，可怜那一身好膘呀！”

钱是生活的工具，不是生活的目的。体力是健康的证明，不是用来挥霍的资本。人生说短，却有百年，三万六千天，是一个过程。人生起起伏伏，钱、体力，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并不代表着强。盲目的强、无知的强，要远离。

2017年后，我在水果行业创业，立住了脚跟，买了商业楼里的办公室，还招募志同道合的同事成为我的合伙人。小马早已离职，专心打理家事，陪伴孩子上完幼儿园，又接送孩子上小学。

我秃了以后，小马替我打理短发，虽说“原材料”有限，小马却总认真地帮我把脖子上的汗毛剃干净、在前额修出界限分明的头发弧度。

每次我抱怨嫌弃自己的秃头，说怎么这般猥琐，小马都会劝慰我：“我都不嫌弃你，你自己嫌弃自己干什么？放心好了，腰杆挺直，脑袋昂起来，没有人会多注意你！即便人家说起你的头发，也是顺口一说，瞬间就忘掉了，你不必敏感，无需在上面花多一秒钟的设想。”

在家里，小马换着花样做出可口的饭菜，还将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她帮“小哪吒”喂养了狗、猫、巴西龟、仓鼠、鹦鹉、蝈蝈、蚂蚁等动物和昆虫，也在花盆里种出了金桔、蓝莓、大麦、燕麦、油菜、葫芦、四季豆等果子粮食蔬菜，假期和课后，她陪“小哪吒”一起观察它们，写观察日记；小马也偶尔来公司喝茶，看见绿植长势不好，她给植物浇水、施肥，看见卫生间的水龙头滴水，她也网购水龙头，换在台盆上。

我喜欢捣鼓茶器和各种文玩小玩意，小马总能发现一些好玩的茶具、手串，带回来送给我。

就手串而言，她给我买过：猫眼石、绿松石、寿山石、崂山石、朱砂、小叶紫檀、绿檀、花梨、菩提果、金刚藤等等材质的手串；她还网购了文玩核桃，为我串了一大串核桃当手串。

我不打牌，不会打游戏，工作之余，我就看看书，盘玩手串。

秃头，喝着工夫茶，盘着串儿的我，活脱脱典型中老年男人，时光一去不复返啊。

我脑瓜里还是会不断回响“我变秃了，也变强了”这句话，我于是经常审视盘玩串串、核桃的自己在生理上、心理上的变化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变强。

在我的理解里，精神生活中，自强不息、稳健、日拱一卒、步步为营，尊重他人，爱自己，爱身边的人，才是迈向强劲的正途。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经过生活的历练，诸如身高、头发、长相等生理上不可避免的弱点，不仅被弱化，也会被进步。

202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身披外衣，手中盘玩一大串核桃，穿行几个街区，在外面散步。噼啪……噼啪……噼啪，一处临街的小区，建有镂空的水泥围护墙，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小区空地争抢着拍皮球。我慢悠悠迈步，嗖，皮球飞过围墙，滴溜溜滚了几滚，落在我脚下。可能是其中一个孩子抢不到皮球，情急之下，将它踢出了墙外。透过围墙上的菱形孔看见我的年轻妈妈对着孩子们讲：“快，快请爷爷帮你们捡皮球。”

“爷爷，爷爷……帮我们捡皮球。”在大人的鼓动下，孩子们踮脚蹦跳，一声接一声，很有礼貌地求我帮忙。

孩子们的叫声没有间隔，我不拥有支配语言回应的机会。只得左手盘核桃，蹲下，右手捡球，曲臂，跳跃，将皮球抛回围墙内。

“赶快谢谢爷爷。”年轻的妈妈再次感召孩子们。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孩子们银铃般的谢意接连不断地从小区里传出，“爷爷”这个称谓像龙卷风一般，打着圈儿，盘旋搅动，将我掩埋。我没有头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

我努力张了张口，还是没能发出声响，我无法为自己做出什么合理的辩解。

是否因为我顶着一个缺少头发的脑袋，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断崖式衰老？

或者因为我盘着串串，举动呈现老态龙钟状，足以支撑起一个当爷爷的范式？

大街上行驶一辆辆汽车，时间像飓风一样席卷而过，我明明站在街头，却不知此处经年、身在何处，胸中无限彷徨，只盲目将手中的核桃搓得咔吧咔吧作响。

刚开始脱发时，我根据网上的信息买了FDA批准的一种缓解脱发的喷剂，日日喷在头发上。偶尔做梦般幻想，头发只要稍微长上来一点，我就会变年轻，青春勃发。

我也把喷剂推荐给我的朋友们，我说：“咱们死马当作活马医。”

其实喷剂的作用并不明显，喷药期间，我会觉得头皮热热的，某根细软的头发变粗了；可停喷后，我冷静观察时，变粗的头发却不见了，或许脱落了，又或许并未真正变粗过。

那时，每隔三五日，小马会用电推子帮我理发。买电推子时，送有一个可以调节长短的卡尺，分为3毫米、6毫米、9毫米。小马会用卡尺，细心替我打理逐渐稀疏的脑瓜，保证头皮上留有短短一层黑发。

这两年，头顶的头发愈发柔弱，打理与不打理似乎没有了明显区别，再整饬也没有用了。我接受了自己秃头的事实，卡尺不用了，理发也不用小马帮忙了，每次洗澡前，我直接自己舞弄电推子推一圈就完事。

和同样秃头的朋友相聚时，免不了谈起脱发、植发等话题时，我也开始大大咧咧说：“我就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头发再长出来，我还不愿意呢，这多好，成熟男人！”

2025年春天，小马用打完毛衣的剩余，织了一顶红色的绵帽子给我。在那之后，我晚上忙完回家，时常看见小马陪“小哪吒”做作业时，手边还舞动着线团，五颜六色的。

我在水果领域做咨询服务，工作忙碌，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种植户来拜访我，希望通过我的策划，将产地的水果销售到上海来。忙的时候，我忘记了自己有没有头发；闲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头发，会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地在衰老。

有一天回家，我靠在沙发上仰躺着，突然头皮一紧，小马扣了个什么东西在我头上。

小马拉着我到卫生间照镜子，那是一顶紫色的线帽，熨帖地覆盖在我的头上，线帽边勾有云纹。

“侬好，紫气东来的人。”小马在镜子里向我打招呼。

小马又拿出一顶麻线的黑色帽子，替我戴上。

我看见镜子里的中年男人，眼角生有皱纹，眼泡浮肿，然而，他的头上像是生出了黑色的、像毛毯一样的头发。黑色麻线粗硬、蜷曲，牢牢抓在他的头皮上，镜子里男人的神情，像极了多年前无忧无虑的少年。

“侬好，聪明的达奇。”小马在镜子里向那个中年男人微笑。

“小哪吒”窜来，挤在我和小马中间，咯咯笑个不停。

我四十三岁，秃了，没有变强，但沐浴在家庭的温暖中，我头皮发热，倍感光明。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永嘉

王文东

陕西人在上海，果品行业从业者，也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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