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会上撤了毛主席的军事职务，王稼祥的表现却把他震惊到了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大敌当前，谁来挂帅？周恩来和毛主席互相推让，结果闹得不欢而散》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2年10月3日至8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村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横加指责毛主席“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不顾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劝阻，坚持撤销了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勒令毛主席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说起来，任弼时在少年时期，可是毛主席的铁杆粉丝，而且，他的个人成长，也得到过毛主席的帮助。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主席也算得上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呢。

这一点，老覃在早年发布的《任弼时长时间未能领悟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为何能成五大书记之一？》一文中提到过的。

1920年，16岁的任弼时刚刚考入长沙长郡中学，而这个时候，毛主席早已和蔡和森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引领革命风潮，成为了海内青年领袖。

任弼时和同班同学萧劲光久闻毛主席大名，双双加入了毛主席牵头搞的俄罗斯研究会，后来在毛主席的帮助下，到俄罗斯勤工俭学成为了第一代留苏学生。

此外，老覃还发布过《任弼时大闹“五大”会场，陈独秀表现失态，毛主席最终黯然离场》一文，讲的是1927年4月27日，毛主席在中共“五大”不留情面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当时，就得到了从苏联学成归国的任弼时的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短短数年之后，即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任弼时为何固执己见，一定要撤销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职务呢？

这也是事出有因。

老覃在九月份发布的《任弼时初到苏区，就处决了一名红军团政委，其中的斗争有多惨烈？》一文中说了，任弼时和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三人团”进入中央苏区，他是“三人团”的首席，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而且，他是受命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

因此，在主持赣南会议时，就毫不留情面地批判了毛主席。

此后，他读了张闻天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社论，看了中共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密电，更加认定了毛主席的“错误”，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毛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这次的情绪这么过激，主要有两个触发点。

一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他要求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毛主席认为那里已有敌三个师十七个团兵力守卫，拒不听命。

二是在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没有向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请示，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单就这两点，他就认为毛主席抗命不遵，又擅作主张，那就非撤毛主席之职不可了。

然而，就在他认为“毛同志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坚持要撤除毛主席的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时候，一个让他倍感震惊的事发生了——“三人团”成员之一的王稼祥，作了振聋发聩发言，明确地支持毛主席。

根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黎明与晚霞》一书中的述说，王稼祥生前对当时的会议做过详细的回忆，并在会上针对任弼时讲了两个“众所周知”。

第一个“众所周知”，他说了他“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在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通过和毛主席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认定了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二个“众所周知”，强调与毛主席“并非旧交，相识不久”，支持毛主席，纯粹是从大局着想，跟着真理走。

由于王稼祥也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出的“三人团”之一，初到中央苏区时，思想和见解都和任弼时保持高度一致，这突然间站在了任弼时的对立面，鼎力支持毛主席，不由得任弼时不感到震惊。

但任弼时背后有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支持，与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空前猛烈的火力批判毛主席，最终，还是撤掉了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王稼祥对此无比难过。

毛主席离军返回后方，他流泪相送，依依不舍。

反倒是毛主席劝慰他，说：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毛主席这样的一句肺腑之言，让王稼祥充分见识到了毛主席的高尚情操，从此彻底摒弃掉了教条宗派主义，一生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