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失踪家人苦寻79年，2010年国安部确认：他是周恩来手下的特工

2010年3月17日晚八点，一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把宁波上虞的连家人都喊到客厅。听筒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只说了一句：“连德生身份已经核实。”屋里瞬间安静，连光荣攥着话机，手心都是汗。

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31年4月，连家遭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情景。那天凌晨，32岁的连德生突然带着一只小手提箱离开上海闸北的租住屋，没有道别，也没有只言片语。年底，他从香港寄来一封平安信，随后人像蒸发一样没了踪影。

家里人并不知道，这是中央特科紧急撤离的统一行动。顾顺章在汉口落网叛变后，特科成员的姓名、住址、交通点几乎尽数落入敌手。周恩来当即命令骨干分散潜逃，连德生便是其一。离沪前，特科同事只留下短短交代：“顾顺章变节，立即换身份。”危急可想而知。

说起连德生，亲友大多记得他先前在英商电车公司卖过车票，人缘极好。可少有人知道，他早在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经邓中夏引荐参与电车工人大罢工，还在“五卅”期间组织堵轨行动。那一年，他用工服遮掩，把罢工传单塞进每节车厢里，动作干净利落。

1927年“四一二”后，党组织安排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情报技术。两年后学成归国，他直入中央特科，被分派在红色保卫队，职务是行动队副队长。一张旧档案里写着他的暗号“胜”，但连家谁也不知道。

有人会问，他怎样突破重重封锁跑去香港？据当时同行的交通员事后回忆，连德生乔装成茶叶商，船票由地下党交通站统一购置，所有人均使用化名。码头灯火微弱，船一开，他回头望了眼浦江雾气，没有任何犹豫。

抵港后，他只逗留数天，随后秘密转赴中央苏区。1932年至1934年间，他在瑞金沙洲坝担任交通科科长，负责护送文件与干部。对外身份是医院管理员，夜里却常带着驳壳枪押送情报。一次会议散场，他拍拍肩旁警卫低声吩咐：“灯别全灭，还有暗号联络。”警卫愣了愣，立刻会意。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开始长征。连德生主动请缨留下掩护红军南下，带队潜伏在赣南山区。可惜铁桶合围之下，山岭变成笼子。1935年2月，在大余北门岭外围激战中他腿部重伤被俘。敌军军官亮出名单威胁，他闭目不语，只哼出一句：“同志一个也别想抓到。”

当年3月5日清晨，大余县城外，国民党士兵押他至荒坡。处决前，刽子手问：“姓名？”他吐出两个字：“工人。”枪声随即盖过春风。就这样，42岁的特科干员长眠异乡。

江西前线与家属通讯中断，妻子陈三发只剩那封泛黄的香港信。她等了四十多年，临终前拍着儿子连信保的手说：“要把你爸爸找回来。”连信保曾在西南服务部给陈毅开车，竟不知父亲与陈毅旧识，阴差阳错错失问询。

2008年，连光荣在上海市档案馆偶见《中央特科行动队成员录》，名字“连德生（胜）”赫然在列，职业一栏写着“电车售票”。巧合太多，他心底发颤：这就是爷爷。

接下来的两年，他跑遍杭州、瑞金、赣州，翻档案、访老人，搜集到十余份原始证明。材料送到国家安全部，一层层核对后，特工身份终于落槌。

电话挂断的那一刻，连家三代人79年的追索画上句号。2011年4月，上虞烈士陵园竖起一块崭新的花岗岩碑： “连德生——中央特科行动队副队长，1893—1935。”

人们来到碑前，很难把这位烈士与当年上海电车上那个腼腆售票员联系在一起。但正是他和无数无名者，守住了组织最危险的节点，让后来者有机会坐在灯火通明的屋子里接听一通宣布身份的电话。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