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孙科邀于凤至回台湾遭拒：我对蒋介石有国恨家仇,绝不捧他

1961年初秋，旧金山金融区的电子行情板闪烁不停，于凤至靠在吧台边，一边记笔记一边听经纪人报价。就在这时，一封烫金请柬递到她手里——孙科七十寿宴，时间写在9月20日，比克镇。于凤至抬眼看了看窗口，太阳正落到海平面，一阵凉风卷进大厅，她没立刻回信，只说了句：“再想想。”

两周后，比克镇郊外的草坪上，宾客云集，摄影闪光一片。寿星孙科身着浅色西装频频举杯，却总把视线投向入口。傍晚，于凤至终于抵达，简单寒暄后，孙科把她领到花园长廊，压低嗓音开门见山：“若您点头，一同赴台，探望汉卿，也显得我此行名正言顺。”一句话，空气骤冷。

于凤至并未提高音量，语气却像砸在石头上：“回台湾？不可能。东北沦陷，他按兵不动；汉卿被扣，他食言成性。我对蒋某人，国难加家仇。捧场？绝无可能。”短短数句，把孙科噎得面色尴尬，场面一度僵住。旁边灯光晃动，仿佛也跟着颤了两下。

孙科了解她早年的交游，以为提到张学良可以动之以情，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二十一年来，于凤至的身份已悄然改变。她是纽约证券所的常客，是洛杉矶地产圈里行事果断的投资客，更是独自在异乡与病痛周旋、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的母亲。每一次买进卖出，都在提醒她，真正能倚靠的只有自己。

时间往前推回至1940年春。张学良被转押贵州修文阳明洞，当地潮湿阴冷，于凤至陪到半夜突然晕倒。诊断结果——乳腺癌。求助无门时，宋美龄出面安排她去美国治疗。三场手术，两次化疗，体重跌到四十五公斤，头发几乎掉光，但命算是捡回来了。住院期间，她靠听BBC短波了解国内局势，每逢听到抗战不利的消息，手上的刀口都会隐隐作痛。

出院后，账单像雪片飞来。旧金山郊区那栋租来的木屋年租七百美元，孩子学费每年一千多美元，医药费更是看不到尽头。她狠狠心，把父亲留下的金表当掉，走进券商开户。第一次押注钢铁股时，她笑自己像赌徒，可一个月后账面浮盈，她又调侃：“看来运气不错。”自此，她在数字起落间找到了另一种倔强的支点。

1950年代，张学良的书稿被台湾当局冠以《西安事变忏悔录》之名公开，于凤至怒不可遏，连跑三家报纸澄清原委。有人劝她“低调点”，她回一句：“他被软禁，我替他说话，总行吧？”于是，《洛杉矶太阳报》《纽约时报》先后刊登整版文章，舆论风向一夜逆转，也让蒋介石父子恼羞成怒。

再把镜头切回比克镇花园。短暂沉默后，孙科试探道：“若只是探望而已？”于凤至摇了摇头：“探望成了新闻，新闻就成了利用。我不做这把梯子。”说完，她礼貌告辞。夜色降临，宴会仍在继续，乐队把音量开到最大，却掩不住四散流动的尴尬。

事后，孙科还是去了台湾，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足足待了八年。外界评论褒贬不一。有意思的是，岛内媒体再没提过那次寿宴，更没人提起他曾碰过的那堵墙——于凤至。

1964年，台湾方面派张群秘密赴美，劝于凤至与张学良脱离婚姻关系，理由冠冕堂皇，“为汉卿安全着想”。对话持续不到二十分钟，于凤至拒绝签字。三个月后，她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了，但不认。”她这样评价那一天。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她第一时间写信给张学良，希望重聚。等来的却是一封字数不足六十的客套回信。老人家把那封信攥成团丢进垃圾桶，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坐在窗前发呆。保姆问她在想什么，她只吐出了四个字：“天意如此。”

1990年3月20日，于凤至病逝于洛杉矶莱克治路的林泉别墅，享年九十三岁。屋里那张旧合影始终挂在墙上。次年，张学良被允许赴美探亲，站在那幢白色小楼前痛哭失声。有人说，这是迟到半个世纪的告别；也有人说，这是蒋氏政权留下的另一桩无解旧账。

回望1961年的那次对话，外表柔弱的于凤至用一句“国恨家仇”划出底线，既是个人立场，也是对一段复杂年代的清算。她没让步，代价是孤独终老；她也没后悔，因为选择本身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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