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6月的一天清晨,台北盆地仍弥散着潮湿水汽,近卫师团司令部却因一条急报陷入死寂: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新竹前线倒下了。此前外界对这位统帅的真正身份并不了解——他不仅是师团长,更是明治天皇的堂弟、孝明天皇的养子,正宗皇族。消息一旦外泄,日军上下的心理防线恐将瞬间崩塌,于是军令部下达绝对封口令。
要理解日本为何如此紧张,得把时间拨回到十四世纪。那时的伏见宫家被指定为天皇“备用电源”,一旦本支断嗣,便由这条支系送子登基。几百年后,北白川宫家自伏见宫分出,能久亲王正是其第二代当主。因为这种“备胎”角色,北白川宫家从出生起就背负维系皇统的责任,所以他赴台作战被东京朝野视为“皇族以身殉国”的重大表态。
能久年轻时旅欧留学,对普鲁士军事制度颇有兴趣。返回日本后,他力主将德式条令完全嫁接到陆军。也正因如此,甲午割台刚尘埃落定,陆军省便推举他率近卫师团出岛。“亲王若能速平台湾,可为皇室开疆万里。”陆军次官的评价掷地有声。能久本人更是雄心万丈,临行前只向母亲留下简短一句话:“必不辱命。”
然而台湾的山地丛林远比能久想象凶险。5月29日,新竹保卫战爆发。起义军以民团配合原清军残部,凭借熟悉地形多次反包围日军。雨季泥泞,近卫师团火炮难以展开,只能寸土推进。日本战史称其为“雨林地狱”,一个月内近卫师团折损过半,杜鹃岭一线甚至出现整中队覆灭的惨剧。
7月初的一个夜晚,能久亲王率近卫第一联队在芎林村外搜索,他忽遭伏击。关于死因,日方档案后来给出“热带病复发”,但战地日记与清廷残存电稿却都提到“枪创入胸”。当地老人口口相传一句喊声:“只要他敢走出寨门,就给我放枪。”不足二十字,却像钉子一样把“遭击毙”钉在史实木板上。无论是流弹还是恶疟,能久确实当场毙命。
指挥系统失灵,增援部队不得不过海调来。第二师团抵台后采取焦土策略,短短数周,新竹近郊村落被焚数十,死亡平民难以统计。此举虽让日军得以继续南下,却也在台湾民间埋下更深仇恨。最终日军占领全岛付出约三万伤亡,其中近卫师团是损失最惨的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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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久亲王的遗体当天深夜即被秘密移送基隆,装进特制棺枪箱,随军舰返日。外界只听到“亲王重病回国”的含糊说法。三个月后东京发布讣告,称能久因疟疾不治,与前线枪林弹雨撇清关联。表面上体面,骨子里却充满顾虑:皇族战死殖民地,破坏神化叙事,更令抗日情绪在国内外蔓延。
大正、昭和年间,日本在台湾竖起北白川宫能久纪念神社。1923年,时为皇太子裕仁抵台巡视,他依旧按照仪程行三鞠躬礼。陪同的总督田健治郎后来回忆小声对裕仁说:“殿下,此地枪声曾令皇族血溅泥土。”裕仁抿唇未答,只加重了最后一次顿首。日本官方直到战败后仍避免提“击毙”一词,可民间早已议论成风。
值得一提的是,能久的战死对日本军部产生微妙后果。一方面,他被追赠大将,照片挂进靖国神社,与西乡隆盛并列;另一方面,皇族再赴前线的案例骤减,昭和天皇时代即便要显示亲民,也仅是战地视察,从未亲临火线。军部极力保住“天孙”神格,正因能久之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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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学界至今仍用“台湾病殁说”与“战场枪创说”并列,却回避一个关键事实:如果只是病死,为何全程严密封锁?反而中国方面保留下的口述与档案更能自圆其说。就连后辈研究者也感慨,能久成为中国军民击毙的第一位日本皇族,是近代东亚权力结构中极罕见的记录。
从血统论、军国主义到殖民扩张,能久一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明治体制的多重矛盾。击毙与否固然可争讼,无法争讼的是台湾民众以山林为盾、以血肉为矛,撕破了“皇族不可战而屈人”的神话;也无法争讼的是日本当局对皇族伤亡的恐惧,远甚于对将士成千上万的死亡数字。
当年那场枪声早已在人海与岁月中消散,可能久亲王死于台湾的事实依旧横亘史册。铭记并不是为了炫耀击毙皇族的战绩,而是透过事件看到帝国神话与殖民现实之间的断裂,这比任何哀悼或粉饰都更具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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