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汉光?真的是你?」
1988年12月的一个午后,广东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村,71岁的老人谢汉光站在老宅门前。他的手抖个不停,连门都敲不响。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站在门内,她盯着这个陌生人足足半分钟。终于,她失声喊出他的名字。
1946年新婚第9天,谢汉光接到一个任务,从此消失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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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19年9月,广东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村的谢家添了一个男婴。
这个孩子家名丙坤,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父亲给他取名谢汉光,希望他能成为照亮家门的光。
那一年,整个中国都不太平。
五月份,北京的学生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消息传到南方,连粤东山区的私塾先生都在课堂上讲这些事。谢汉光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心里早早埋下了一颗种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响。
当时谢汉光刚满18岁,在县里的中学读书。学校里贴满抗日标语,同学们每天讨论前线战况。有同学的哥哥报名参军,走的那天全村人都去送行。
谢汉光的父亲把他叫到跟前。
「时局这么乱,别想着读大学了,留在家里帮忙种地。」
父亲眼神里满是担忧。
谢汉光低着头没说话。他在县城找了份临时工作,攒够路费,三个月后才动身去广西。
他留给父母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八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40年,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
那年夏天,日军占领宜昌,切断滇缅公路。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内迁的大学还在坚持上课。
秋天,谢汉光站在广西大学的校门口。
他本来报考法律专业,但那年法律系停招,阴差阳错,农学院森林系录取了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谢汉光看着手里的纸,心想学什么都一样,只要能为国家做点事就行。
广西大学的校园里聚集着一批了不起的人物。
校长马君武是著名教育家,曾在德国留学多年。教师队伍里有竺可桢、李四光、陈望道、王力这些大学者。第一次听竺可桢讲气象学,他至今难忘那种震撼。
课余时间,谢汉光经常去图书馆。
有一次,他在书架最上层翻到一本1919年的《新青年》,封面都发黄了,里面有陈独秀的文章《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随手翻了几页,整个人都被吸引住。从那以后,他开始找各种进步书籍来看,《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每一本都让他觉得眼前一亮。
学校里有几位教师是中共党员。
这些老师不仅教书,也在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命运。有位姓陈的老师经常在下课后留下几个学生,跟他们讨论时局,分析抗战形势。谢汉光就是这几个学生中的一个。
1941年春天,谢汉光认识了三个同学。
梁铮卿,梅县三角地人,个子不高,说话快人快语。陈仲豪,揭阳榕城人,戴一副眼镜,总是笑眯眯的。张伯哲,普宁人,话不多,但做事稳重。四个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他们经常凑在一起讨论时事。
有一次,几个人在宿舍里争论到半夜。梁铮卿说抗战肯定能赢,张伯哲却摇头,说打赢日本人容易,打赢之后怎么办才是真问题。谢汉光听着他们争论,心里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1942年7月,谢汉光从广西大学毕业。
他回到丰顺老家,父母已经给他安排好婚事。对方是揭西县五经富镇的姑娘曾秀萍,小学教师,读过书,人也端正。两家人商量好了日子,就在6月底办婚礼。
婚礼那天,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
谢汉光穿着新做的长衫,曾秀萍穿着一身粉色旗袍。村里老人说这姑娘眉眼生得好,是个有福气的。曾秀萍听了,脸红得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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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的日子很甜。
谢汉光每天早上起来,看到枕边的妻子,心里觉得踏实。曾秀萍会做一手好菜,每顿饭都变着花样做。晚上两个人坐在院子里乘凉,谢汉光给她讲大学里的事,曾秀萍听得入神。
婚后没几天,一封信送到了家里。
信是从桂林寄来的,落款是梁铮卿。谢汉光拆开信封,里面只有短短几行字:「汉光兄,柳州农场需人,速来。已为兄谋一职,待遇优厚,勿失良机。」
谢汉光看着信,愣了很久。
曾秀萍从厨房出来,看见丈夫站在院子里发呆。
「怎么了?」
「朋友来信,说桂林那边有工作机会。」
曾秀萍接过信看了一遍。
「那你去吧,机会难得。」
她说得很轻松,但笑容有些勉强。
当天晚上,谢汉光收拾行李。曾秀萍坐在床边,一件一件帮他叠衣服。
第二天天亮,谢汉光背起包袱。
曾秀萍送他到村口,握着他的手不肯松开。
「早点回来。」
她眼圈红了,但还是笑着说。
谢汉光点点头,转身走了。他走了十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曾秀萍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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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42年8月,谢汉光到了桂林。
梁铮卿在车站接他,两个人坐黄包车去柳州。路上梁铮卿告诉他,黔桂铁路柳州农场正在扩建,需要懂农林的技术人员。场长是个开明的人,手下有不少进步人士。
「你去了之后,好好干。有些事,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谢汉光听出他话里有话,但没多问。
农场在柳州郊外,占地三百多亩。场长姓王,四十多岁,见到谢汉光很热情。他看了谢汉光的毕业证书,当场决定聘他做技术员。
「你是广西大学毕业的,底子好。农场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王场长拍着他的肩膀。
谢汉光在农场住下,开始熟悉工作。
农场里种着各种作物,水稻、玉米、花生、甘蔗。还有一片试验田,专门培育新品种。谢汉光的任务就是管理这片试验田,记录数据,观察生长情况。
工作了半个月,谢汉光发现农场里气氛有点不一样。
有些工人说话喜欢压低声音,聊到一半看见陌生人就停下来。有几个技术员晚上经常聚在一起,关上门不知道在讨论什么。谢汉光看在眼里,心里有数。
十月份的一个晚上,有人敲谢汉光的门。
开门一看,是陈仲豪。
「你怎么来了?」
谢汉光吃了一惊。
「我调到这边工作了。以后我们又是同事了。」
陈仲豪笑着说。
两个老同学见面,自然要好好聊一聊。陈仲豪关上门,从包里掏出几本书。
「这些给你看看。」
谢汉光接过来一看,是《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这些进步书籍。
「现在外面不好买,我从别处弄来的。你看完了传给其他人,但要小心。」
谢汉光明白了。他把书收好,锁在箱子里。
从那以后,农场里的进步人士渐渐和谢汉光熟络。
农场会计邱达生,是中共党员。他找到谢汉光,问他愿不愿意帮忙做些事。谢汉光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农场变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
1943年春天,一个从潮汕逃来的青年找到邱达生,说是组织介绍来的。邱达生核实了暗号,当天就把人安排到农场当搬运工。
有次要转移一批文件,谢汉光把它们裹在油纸里,塞进花生箱底部,上面铺满花生,用货车运出城。
有同志负了伤,就说是农场工人干活受伤,送到附近的诊所治疗。
谢汉光在这里待了两年,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学会了怎么掩护身份,怎么传递情报,怎么在危险时保持冷静。他看到了一群为信仰奋斗的人,他们不计报酬,不怕危险,只想着为国家做点事。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
短短八个月,日军打通了从平汉线到桂柳的通道。国军溃败,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陷。
11月,日军攻陷桂林。
消息传来时,整个农场都慌了。王场长召集所有人开会,说日军很快就会打到柳州,大家各自逃命吧。
谢汉光想起了在老家的妻儿。
他给曾秀萍写了封信,让她带着孩子离开广东,到四川投奔亲戚。自己则随着难民潮往四川方向走。
路上遇到了陈仲豪。
两个人结伴而行,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四川。先在高县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到邛崃。谢汉光在当地中学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勉强糊口。
这段日子很苦。
教书的工资很低,物价又贵,谢汉光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在陈仲豪也在附近,两个人互相照应,总算熬了下来。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时,整个邛崃都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放鞭炮。谢汉光站在人群里,眼泪止不住地流。
抗战胜利了,但接下来该怎么办?
谢汉光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还年轻,国家需要人,他不能就这样窝在小地方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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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946年3月,谢汉光收到一封信。
寄信人是他在广西大学的老师,现在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当所长。老师在信里说,台湾刚光复,百废待兴,林业试验所正缺人手,希望谢汉光能过去帮忙。
日本在台湾统治了50年,留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但随着大量军政人员涌入,物价飞涨,民怨渐起。
谢汉光看着信,心里有点动摇。
他已经快四年没见过妻儿了。曾秀萍带着儿子在揭西老家,生活艰难。如果去台湾工作,工资肯定比在四川教书高,至少能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
他找到陈仲豪商量。
陈仲豪听完,沉默了很久。
「去吧。不过去之前,先到香港一趟。」
「去香港干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陈仲豪给了他一个地址,还有一个联系人的名字。
1946年5月,谢汉光到了香港。
他按地址找到一家茶楼,报了联系人的名字。茶楼老板把他带到二楼的一个包厢,里面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中年男子,国字脸,眼神犀利。另一个是位女士,三十多岁,穿着朴素的旗袍。
「我是方方。这位是苏惠同志。」
中年男子伸出手。
谢汉光握着他的手,心里明白了。这两位是中共华南分局的负责人。
方方请谢汉光坐下,给他倒了杯茶。
「听说你要去台湾?」
「是,我老师邀请我过去工作。」
「台湾现在的情况很复杂。」
方方点了支烟。
「日本人刚走,各方势力都在那边布局。我们也需要在那边有自己的人。」
谢汉光听着,心跳开始加快。
「你的专业是林业,这个身份很好。」
苏惠接过话。
「台湾的山林资源丰富,正需要专业人员。你去了之后,可以在林业系统站稳脚跟。」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谢汉光问。
「暂时不需要你做什么。」
方方掐灭了烟。
「先去,先站稳,先观察。等时机成熟了,组织会联系你。」
「我明白了。」
谢汉光点点头。
「但是...我家里还有妻儿。」
「带着家眷不方便。地下工作随时有危险,你一个人去比较好。」
方方说得很直接。
谢汉光沉默了。
他想起了曾秀萍,想起了那个婚后第九天就分别的妻子。四年了,他连儿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需要考虑一下。」
「当然可以。」
苏惠站起来。
「但我希望你能明白,国家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台湾问题早晚要解决,我们需要在那边有自己的力量。」
谢汉光离开茶楼,在香港的街上走了一整天。
他走过码头,看着维多利亚港。想起了丰顺老家的小河,想起了曾秀萍在河边洗衣服的样子。
天黑了,他在一家小饭馆吃晚饭。
隔壁桌坐着几个工人,正在聊天。有个人说他兄弟在东北打仗,半年没音讯了,不知道是死是活。另一个人叹气,说这世道啊,谁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谢汉光听着,心里渐渐有了决定。
第二天,他又去了茶楼。
方方和苏惠还在那个包厢里。
「我去。一个人去。」
谢汉光说。
04
从香港回来,谢汉光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但做出决定是一回事,真正告别又是另一回事。
从香港回到广东,谢汉光直接去了揭西县五经富镇。
曾秀萍住在娘家,带着四岁的儿子谢定文。听说丈夫回来了,她抱着儿子跑到村口迎接。
谢定文第一次见父亲,躲在母亲身后。
「叫爸爸。」
曾秀萍推了推儿子。
小孩子胆子小,只是怯生生地看着谢汉光。
谢汉光蹲下来,从包里掏出一块水果糖,包装纸还是花花绿绿的。
「来,爸爸给你吃糖。」
谢定文看着糖,慢慢走过来,伸手接过。
「爸爸。」
他小声叫了一句。
谢汉光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住了十来天后的一个晚上,谢汉光跟曾秀萍说了实话。
「我要去台湾工作。」
曾秀萍正在缝衣服,手里的针停住了。
「去多久?」
「不知道。」
谢汉光顿了顿。
「可能一两年,也可能...更久。」
「那我和定文呢?」
曾秀萍的针停在半空。
「留在这里等我。我会寄钱回来。」
曾秀萍低着头,没说话。
「秀萍...」
谢汉光走过去,握住她的手。
「对不起。」
「别说了。」
曾秀萍抬起头,眼睛里有泪。
「我知道你要去做大事。我不拦你,只是...」
她说不下去了。
谢汉光把她搂进怀里。
「等我。等我回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1946年6月15日,谢汉光要走了。
曾秀萍一大早就起来,给他煮了一碗鸡蛋面。谢定文还在睡觉,不知道父亲今天要离开。
「别叫醒他了。让他多睡会儿。」
谢汉光说。
曾秀萍送他到村口。
天刚蒙蒙亮,路上没什么人。谢汉光背着包袱,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曾秀萍站在那里,穿着一身粗布衣裳。晨光照在她身上。
「回去吧,别送了。」
谢汉光说。
曾秀萍摇摇头。
「我再看你一会儿。」
谢汉光转身快步走了。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走出村子,他靠着一棵树站了很久。
他想,也许一两年就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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