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生机密码||邓洪波

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生机密码

邓洪波

书院是读书人围绕“书”开展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由唐宋迄今,其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并非僵化保守、一成不变的,而是紧随时代主题的变换,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自我改造,力求在适应新环境的基础上改变环境,并形成新的时代特色。

中国书院的历史进程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是士人读书治学之所,随后将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担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后来,官府于唐代中期因袭“聚藏群书”“校理经籍”的秘书省之责,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作为全新的官方学术机构,是为书院有别于民间起源的第二个源头。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唐五代只能算作起始阶段,而书院已然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这个时期书院的功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

宋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期。彼时书院总数达720所,是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宋初,统治者无心亦无力于文教发展,有责任感的士人自觉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渐渐兴盛于民间。与此同时,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书院办学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北宋中后期,宋初兴起的几十所书院,在兴办官学的运动中多被废弃或改为州县学。此时书院虽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但得益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支持,获得了比前期更快的发展。南宋时期书院总数达442所。以江西为中心,周边的浙江、福建、湖南诸省,形成了一个占书院总数74.43%、势力强大的书院密集区。这一阶段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的指导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足鼎立的时代,书院发展进入制度化确立阶段。

元代虽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他们对书院相当重视,多方扶持倡导。元代书院发展最重要的特点是填补辽金代留下的空白,呈现向北推广之势。太极书院是蒙元第一所书院,成为理学在北方传播的大本营,书院的学生散布于北方大地,最终实现了理学的北移。此外,这一时期书院出现官学化趋势。政府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如严格报批手续,以申报制度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一体铨选考核升转;拨置学田,设官管理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书院生徒享有与各级官学学生同样的权利、出路;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等。官学化扩增了书院的数量,保护了书院财产,维持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为书院发展树起了一道有力的屏障。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氛围淡薄,教学内容僵化等。

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以近2000所的书院数量,远超此前历代总和,成为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活力的时期。明代中后期,书院生机盎然,充满自信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官绅士民甚至百姓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平民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与此同时,本来就处乡村的家族、村社书院也开始了职能的转变,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子弟,而扩至族人乡党,院中之事业不仅仅是读书识字,习礼成俗、讲学化民也成了日课常功。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由于官民两种力量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创建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雍正年间开始,官方强力介入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则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基础教育任务。道光以降,面对随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在经过内容和形式的改造后,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形成了新式书院,是积极的变革。另一方面,科举的诱惑力太大,书院不分官办、民办,大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这是消极的流变,它影响并最终断送了书院的改革。

民国前期,现代书院陆续涌现,其创办宗旨多为补新式教育之不足。而在抗战烽火中,新儒家更赋予书院救民族于危亡的时代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在历史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大批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现代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截至2011年底,修复重建书院674所、新建书院591所,网络书院百余所,合计1360余所。时至今日,保守估计,新老书院的总数应在3000所以上,已经远远超过明代。

岳麓书院御书楼(邓洪波 供图)

中国书院的生机密码

书院何以跨越古今,历经千年的历史风霜,还能呈现出蓬勃生机呢?

第一,书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书院教育是中国传统士人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整合传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教育制度的长处之后,创造并日渐完善的一种文教制度,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文化事业。近代,当中国面对西方、走向世界时,它又以开放之势接纳西方学校制度与先进的科技知识,成为连接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桥梁,承担起贯通中国教育血脉的重任。

第二,创设不同类型的书院,满足读书人不同的文化教育需求。书院有各种类型,按照功能来分,有作为读书之处、著书之地、藏书之所、明道讲学之区的书院;有作为士友会讲之所、课士之区、士人市肆、应试者公寓、祭祀先贤之地的书院;最主要的还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书院。按照教学内容来分,有武书院、正音书院、进行外国语言文学教育的书院、开设医学教育并有门诊业务的书院,最主要的还是从事儒家文化知识教学的书院。按照程度来分,有高中低的等级不同。按照建设者来分,有民间的家族书院、乡村书院、教会书院,官方的县、州、厅、府、道、省各级地方书院,皇族书院。按照院中学生来分,有少数民族书院、侨民书院、华侨书院,有童生肄业的书院、生员书院、生童共处的书院、举人的书院。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第三,创设不同等级的书院,构建完整的文教体系。整体而言,书院中最底层的是私立的家族书院和民办的乡村书院,中间层是县立书院,高层则是州、府、道、省各级书院。底层书院数量大、分布广,起着普及文化知识和将儒家学术思想社会化,从而形成民间价值信仰的作用,它扎根乡村社会,是其他较高层书院的起点,构成中国古代书院等级之塔的底座。中间层县级书院一身二任,承担传播文化知识和将儒家理念政治化,从而以朝廷意志影响民间价值信仰的任务,是古代书院等级之塔的塔身。高层的各级书院一方面分担指导学术理念的政治化的官方责任,另一方面也兼有研究学术、更新创造儒家精神、养育学派之责,可以视作高居于古代书院之塔顶端的宝顶部分。历朝历代那些学术大师主持或创建的书院,无论是官立还是民办,皆当视作宝顶部分。中国古代书院的等级之塔,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院文化教育体系。

第四,调动官民两种力量。官办书院拥有官府的强大力量,可以获取合法甚至正统的社会身份从而发展壮大;民办书院可以赢得民间广大士绅留意斯文的热情与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绵长、持久而深厚,众志成城,可以化解古代官力式微或消失所带来的困境。总之,官办书院和民办书院的长期并存,使书院可以长期保持某种官学与私学成分共存的结构态势,形成一种似官学而非官学,似私学而非私学的整体生存特色,这是一种新的杂交优势基因,可以与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完全区别开来,成长为独立于官学与私学之外的全新的文化教育体制。

第五,强调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形成学术创新机制。宋元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差不多成为书院的内部事务:社会各主流学派一般都以书院为基地,以学规、学约、会规为约束,以修身、治学为宗旨,借藏书刻书、著书立说而积累,借慎思、审问、会讲、论辩而创造,借讲学、授受而传播,在书院中形成、发展和壮大,并且和书院一起扬名于当世,影响于后代。因此,可以说,书院是古代中国学术的策源地、播种机,一部书院史,可以视作一部主流学派与书院相谋相合、隐显同时、盛衰与共的发展史。学术、学派的契入使书院制度、教育流派可以上溯到渊源所自,而书院的加盟则使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可以下导于脉络所向,此则正是书院与学术、学派一体化的魅力所在。

第六,书院是东方文明的资源宝库,它为当代学术建设提供丰富经验,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担当这三点尤其值得重视。在书院重兴的当下,我们呼唤书院精神的回归,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文化的自觉、自信与担当。我们要有“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二是保持开放之势的同时,善待传统,既吐故纳新,又温故知新。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坚持传统与现代并重,与时俱进,由古开新。如此,始能传承书院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以书院文化为主,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11月8第10版

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以书院文化为主,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

整理:光明网记者 金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