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一度确定不了落脚点，毛主席也犹豫，一高人帮他定下决心

1935年9月那时候，中央红军走到甘肃哈达铺，那光景真不算好。

六千多人的队伍，衣服破破烂烂的，粮食和子弹也没剩下多少。

比这更让人犯愁的是，下一步该往哪儿走这个问题像块大石头，压在每个人胸口。

我看那时候毛主席肯定也急，土坯房的门槛都被他踩出凹痕了，还是没拿准主意。

川陕甘边界那一带，甘南地方穷，川南山路又陡，陕南还有好多敌人。

往北去陕北吧，连点靠谱的情报都没有。

本来想随便定个方向先走着，但后来发现不行，再错一步，中国革命可能就没“下一次”了，这责任谁也担不起。

一张旧报纸带的希望

此前长征路上，红军找落脚点就没顺过。

想往湘西会合，没成；后来瞅着川黔边、滇北、川南，要么敌人太多，要么老百姓日子太苦没粮，要么民情不熟，全给否了。

懋功会师后，张国焘非要往南走，中央没辙，只能带着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到了哈达铺，东面有胡宗南的重兵挡着，南面张国焘已经走远了，西面是过过的草地雪山，根本没法再走，北面又是地图上几乎空白的黄土高原。

搞不清那时候红军战士们是不是也私下嘀咕，这路到底啥时候是头。

一天傍晚，毛主席把侦察连长梁兴初叫过来，让他去“找精神食粮”。

梁兴初换上粗布褂子，揣着银元摸进哈达铺，一摞旧报被他从邮局、杂货铺捧了回来。

其中天津《大公报》上有句话，一下让毛主席眼睛亮了“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刘志丹红军有五万之众”。

后来聂荣臻又递过《西京日报》，上面说陕北红军已经占了六座县城，还建了苏维埃。

但这份高兴没维持几分钟就凉下来了。

换谁那时候也得犯嘀咕，阎锡山向来爱夸大“匪情”，这五万兵力会不会有水份？根据地到底稳不稳定？会不会是国民党设的圈套，就等红军往里跳？

毛主席把报纸摊在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琢磨，还是没法下最后的决心。

毕竟之前吃了那么多次亏，没实底儿的事，谁也不敢轻易拍板。

23岁的“陕北通”一开口

就在大伙儿小声议论，没个准主意的时候，叶剑英突然想起个人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的贾拓夫，他是陕北人啊。

无奈之下，贾拓夫被连夜叫了过来。

毛主席也不绕弯子，直接就问：“陕北到底有没有根据地？刘志丹有多少人？群众怎么样？敌军有多少？”

贾拓夫说的话条理特别清楚，一点不乱。

他说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有三千多人，地方上的游击队、赤卫队加起来差不多近万，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正往陕北赶，两边合到一起能有一万五千人。

地盘是以安定、延川、清涧为中心，已经建了十七个县级苏维埃，跨着陕北和陇东。

我觉得这儿特关键，贾拓夫说的不是虚头巴脑的数字，全是实在情况。

他还说陕北老百姓日子苦，恨透了军阀井岳秀、高桂滋，红军到了以后给他们分粮、分地，老百姓跟红军好得能“一条裤子两人穿”。

敌人那边也没那么吓人，正规军就高双成、井岳秀两个杂牌师，武器又老又旧，士兵也没什么士气，碉堡线都没修完，到处都是空隙。

从战略上看，陕北靠着晋绥，对着关中，能东渡黄河去抗日，还能往西连甘宁，往北接外蒙，进可攻退可守。

毛主席越听眉头越舒展，最后一拍桌子说：“别说五万，哪怕一万，我们也能扎下根！”

当场就让贾拓夫在地图上圈出根据地区域，还让他率先遣队马上出发，去跟刘志丹接头。

很显然，贾拓夫这通话把毛主席的顾虑全打消了毕竟没人比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更懂陕北，报纸上的信息再诱人，也不如本地人说的实在。

榜罗镇拍板，吴起镇“到家”

没几天，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小学开了常委碰头会。

张闻天把整理好的《读报笔记》发给每个人，贾拓夫又把陕北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个接一个表态，都赞成去陕北。

毛主席最后总结说：“陕北有群众、有红军、有地形，有抗日前途，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今天就要定死！”

这会开了也就半小时，大伙儿一致通过，决定放弃“靠近苏联”的俄界方案，把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

第二天早上，毛主席在镇外的土台上对团以上干部宣布：“同志们，再走七百里，就到家了！”台下的哭声和掌声混到一起，怕是最有体会的就是这些战士，走了这么久，终于有个正经的“家”了。

后来红军到了吴起镇，村口“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木牌在太阳下特别显眼。

战士们都凑过去摸了又摸，有人忍不住放声大哭，嘴里喊着“总算到家了”。

看到这场景我都能理解，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就为了这一个“落脚点”。

没过多久，中央和红十五军团会师，接着打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

毛主席说这仗是“奠基西北的礼炮”，这话一点不假，从那以后，黄土高坡就成了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号角，都是从这儿吹出去的。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找对落脚点太重要了。

要是没有梁兴初带回的旧报纸，没有贾拓夫这个“陕北通”，历史说不定就不一样了。

而且我发现，那时候中央做决策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哪怕是毛主席犹豫的时候，也会听大家的意见，让贾拓夫这样年轻的声音能传到最高决策层。

这种民主又求实的作风，才让红军在长征里一次次走对路。

贾拓夫那时候才23岁，后来还做了陕甘宁边区统战部长、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又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可惜1967年去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现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还摆着那份发黄的《大公报》，旁边有个小铜像，就是戴眼镜的贾拓夫蹲在油灯下，指着地图给毛主席、周恩来讲陕北的情形。

说到底，红军长征能找到落脚点，不是靠运气，是靠一群人拧着一股劲，靠关键时候有人能站出来说真话、给实情。

有时候伟人也会犹豫，但只要身边有靠谱的人、有准确的信息，就能定下心来做对选择。

这大概就是那段历史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不是没遇到难处，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总有人能站出来，把路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