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台北松山机场的清晨,王济甫最后碰的是一桶航空汽油,他没料到会因为姐夫的事被塞进吉普车,连飞行帽都没来得及拿,那时他刚四十岁,穿着熨好的军装,每天想的都是金门机场的轮胎够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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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进绿岛石窖牢房,王济甫才晓得什么叫活受罪,每天扛二十公斤花岗岩修路,肩胛骨磨破了皮,狱医用紫药水抹伤口,跟贴张破纸差不多,有次他咳出血,染红了毛巾,狱警说他思想不纯,罚他多扛三块石头,三年工夫,从一百八十斤瘦到一百二十斤,床板叫他抠出五千多道印子,今天搬了多少石头,明天梦见孩子几回,全刻在发霉的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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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那年他五十六岁,提着个帆布包站在台北街头,身份证上“叛乱犯”三个字,比绿岛的镣铐还压人,修车摊摆在台北桥底下,招牌上“空军老兵”几个字写得小得几乎看不见,有人认出他是当年松山基地的处长,他笑笑说,上校早摔进海里了,现在就修摩托车,夜里他总去淡水河边,对着对岸发呆,腿脚不好了,也再没去过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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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基金会撤判决那天下雨,王济甫把发霉的判决书照片发给基金会,六百万补偿金到账那天,他全捐给了绿岛人权博物馆,临终前托人把满是划痕的床板送去展览,工作人员说导览机里能听见沙哑的声音,这些划痕不是眼泪,是活着的证据,如今游客走过那块褪色的木板,总忍不住数那些深浅不一的划痕,没人知道哪一道里藏着妻子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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