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向双螺旋致敬，“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人”神秘相会

11月6日，美国分子生物学家、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1928-2025）去世，享年97岁。他自小是个“学霸”，后于1953年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共同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奠定了当代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生物学的发展。而同时代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从小“四处惹祸”并被学校开除，在今天看来是妥妥的“学渣”，但他对新事物永远充满热情，很早就开始阅读各类科学书籍，迷恋上了当时众多的前沿科学成果，其中一项就是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为了向这两位科学家致敬，达利在其画作中让先知以赛亚捧起了分子结构。

本文经授权摘编自刘钝著《格致丹青》第17章“达利邂逅DNA”，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改。

撰文 | 刘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西班牙画家、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在家乡的教会中学时就因霸凌行为与恶作剧被开除，进入马德里美术学院后又因煽动学生闹事被勒令停学和开除，按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学渣”。但是他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热情并喜欢出奇争胜，很早就开始阅读各种类型的科学书籍，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犹如一条在“艺术的冷水和科学的温水之间游泳的鱼”。据说他长期订阅《科学的美国人》，临终时床头还放着霍金（Stephen Hawking，1942-2018）、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等人的科普著作。在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之后，他相继迷恋上了自然科学的众多新成就：相对论的时空观，原子世界的组成，突变论描述的运动与变形，以及生命的物质基础等，都被他以超现实主义的视觉形象——懂或不懂，按照自己的理解表现出来了。

艺术天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对所有新鲜事物的浓厚兴趣，在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实践中得到恣意发挥。他创作的许多艺术作品，仅从名称来看就与自然科学有关，例如《恩波达的化学家在纯虚无中寻找》（The Chemist of Ampurdan in Search of Absolutely Nothing）、《原子丽达》（Leda Atomica）、《球体加拉茶》（Galatea of the Spheres）、《核子十字架》（Nuclear Cross）、《一根天鹅羽毛在原子间的平衡》（Interatomic Balance of a Swans Feather）、《反质子假设》（Anti-Protonic Assumption）、《融化的怀表》（Melting Watch）、《海洋微粒子的圣母升天》（Ultramarine-corpuscular Ascension of the Virgin）、《原子和天国的忧郁思想》（Atomic and Uranian Melancholic Ideal）、《一条高彩鱼眼的染色体开启永恒记忆的和谐分解》（The Chromosome of a highly colored Fish's Eye Starting the Harmonious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蝴蝶景观》（Butterfly Landscape）、摄影《原子达利》（Dali Atomicus）、雕塑《马鞍与时间》（Horse Saddled with Time）和《向牛顿致敬》（Hommage à Newton）等。

图1 达利《向牛顿致敬》（1985），置于新加坡大华银行门前

这是一座按达利的创作放大的青铜雕像，雕像中，牛顿的头颅与躯干都是空的，胸腔内悬着一个代表心脏的小球，表示他的大脑和心灵是开放的。唯一能够说明这尊铜像是牛顿的关键是其右手下方的另一个小球，无疑代表正在下坠的苹果。

将达利的科学绘画（或他所表现出来的科学）逐一评论需要一本专门的小书，此处暂按下不表（详见本书pp.738-743），单说说达利向DNA的致敬。

如果说20世纪初的精神分析揭示了人的潜意识，核物理与量子力学揭示了事物的隐藏结构，那么1950年代开始的生物学革命，有可能导致人类对生命本源与思维机制的探索，自然科学的新动向到此与达利的个人经历、天生气质乃至内心的生命冲动真正耦合起来。

1953年，美国的沃森（James Watson,1928-2025）和英国的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提出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1962年，他们两人与英国人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1916-2004）一道荣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第二年，达利就创作了一幅与此有关的大型油画（图2）。此画原为波士顿新英格兰银行订制，属于达利生平绘制的13幅大画之一，现存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市的达利博物馆。喜欢标新立异的达利给它取了个很长的名字，弄得买主和艺术行家一头雾水。当年年底在纽约著名的艺术市场诺德勒（Knoedler）首次展出时，达利在亲自撰写的展品目录中宣称：

在图画的名称变得很短（如“图1号”“白之白”）的时代，我为自己向克里克与沃森致敬的作品取了一个很长的名字：
GALACIDALACIDESOXIRIBUNUCLEICACID。这是我用一个词来命名的作品中最长的标题，然而画中表现的主题更长：长得就像人类记忆的遗传持久性一样。如同先知以赛亚所宣布的那样——他就是上帝头脑中的救世主，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图像化的历史，以赛亚双臂擎着克里克与沃森的分子结构，同时升起基督的尸体令其在天堂复活。[1]

图2 达利《向克里克与沃森致敬》（1963）

Salvador Dali, Homage to Crick and Watson

布面油画（345×305 cm），现藏美国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市达利美术馆

达利绘制的先知以赛亚在画面左上方，其手中长卷上的字符串正是画名：
Gala-cid-ala-ci-desoxyribonucleicacid。Gala是画家的夫人与艺术知音加拉，她的形象出现在达利的作品中早已见怪不怪了，在这里则背朝观众位于画面正前方；Cid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在长卷中出现了两次；Ala是穆斯林对他们的上帝（真主）的称呼，它与前面的字母D连读起来近似达利的发音；最后一个长单词Desoxiribunucleicacid则是达利对DNA全名脱氧核糖核酸的称呼，与英文（Deoxyribonucleic acid）、法文（Acide désoxyribonucléique）和西班牙文（Ácido desoxirribonucleico）的拼写法都不一样。他又说：“如果需要一个简洁的名字，就叫《向克里克与沃森致敬》好了。”

图2.1 《向克里克与沃森致敬》细部：

先知以赛亚、升天的基督和纠缠在一起的双螺旋模型

达利认为，DNA双螺旋是人类与上帝联系的唯一结构。在以赛亚的下方，可以看见双螺旋的分子模型，它们由一些手持枪械的人物渐变而成。在画面的右下方，一些穿着阿拉伯服装的士兵排列成“死亡立方体”，四人一组的士兵每人手中的步枪都指向其邻人，连同他们的影子一道构成类似某种矿物结晶一样的立体方阵。一旦有人开枪，必将触发其邻人的反应而整个结构都将分崩离析。

图2.2 左图：《向克里克与沃森致敬》细部：构成“死亡立方体”的阿拉伯士兵，右图：食盐晶体模型

这幅画还反映了不久前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真实事件：1962年9月，山洪引起里奥洛布雷加特河水泛滥，最终导致450人丧生，成为现代西班牙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被洪水淹没的景观位于画面中心，远方可见山脉与天际线，泛滥的大水中间依稀可见一个倒立男子的痛苦面容。专家们认为，画家想通过这幅作品为受害者提供安慰——在洪水景观的上方，基督（或圣母）在天使召唤下正在升天。科学与艺术、世俗与宗教、死亡与永生，这些人类思想史上永远讨论不尽的主题都在这幅画中体现出来了。

达利经常出席各类生物学会议，据称他还会见过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他俩中的一人说那是“世界第一聪明人”与“世界第二聪明人”相遇，至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就不得而知了，两人会面的细节也未见披露。联想到沃森晚年经常就遗传学与种族问题发表惊人言论，而达利一向持才自傲口无遮拦，这两位个性鲜明的聪明人的会见应该是十分有趣的。

花絮. DNA撬开了达利的棺材板

1989年达利去世之前，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复活的他把后事托付给未来的生命科学家，如同古埃及的法老王一样，他的尸体被涂满防腐剂和香料，至少可以保持三百年不腐。入殓时的达利仍然蓄着精心梳理过的翘胡子，身穿名贵的罗马式服装，衣服上镶饰着普波尔侯爵的纹章和代表DNA双螺旋结构的绣花滚边。这个生下来就不消停的精灵终于沉寂了，在墓穴中静静地等待以赛亚或科学家带来的福音。

图3 达利遗体于1989年1月25日下葬菲格雷斯剧院博物馆

这是葬礼前的现场丨图源：Diario Las Aamericas

28年之后，达利的墓穴被打开了，但是召唤他的既不是以赛亚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来自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的一纸法令。2017年，一位61岁的女灵媒皮拉·阿贝尔（Pilar Abel）自称是达利的私生女。按她的说法，其生母上个世纪50年代受雇于达利家，与达利有过一段私情，并于1956年生下了她。经过多次上诉，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于6月26日同意了她开棺验尸进行亲子鉴定的申请。如果货真价实，作为达利“唯一继承人”的阿贝尔将获得其遗产总额的四分之一作为补偿。

图4 自称达利私生女的西班牙女灵媒阿贝尔 | 图源：Lluis Gene

这一消息激怒了西班牙文化部门和达利遗产管理者。文化部长说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决定，加拉-达利基金会的律师对此裁决一直持有异议，并扬言如果鉴定结果证明阿贝尔不是达利的女儿，将让她承担开棺与检测的全部费用。但是法院的决定不容违抗。2017年7月20日，达利的墓穴被打开了，他的棺柩被抬出来，遗体保存完好，那标志性的上翘胡须还在。在执法人员与双方律师面前，检测人员从达利遗体的皮肤、指甲和两块骨头上提取了样本，连同阿贝尔的唾液一道送往马德里进行DNA比对检测。

图5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小报将阿贝尔与达利的照片排在一起丨图源：Equity’s Darling

图6 在马德里地方法院指令下，达利遗体被取出进行DNA检测丨图源：Mirror

2017年9月6日，加拉与达利基金会对外宣布DNA检测结果，阿贝尔与达利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向阿贝尔索赔的要求随即被提出，但她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脱。2020年5月18日，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驳回了阿贝尔的申诉，要求她支付开棺检测的所有费用，具体数额没有公布，但人们估计在7000欧元左右。

达利的遗骸则被重新放入菲格雷斯达利剧院博物馆的地下墓穴，静静地等待下一次来自天堂或人间的福音。

注释

[1] 维基百科上有原文，引自Georges Keller, Georges Keller presents Dali: November 26 to December 26, 1963. New York: M. Knoedler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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