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审讯人之一的李资生说：对吴石的审讯，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1950年春天，台北一个档案室的铁柜里放着一支旧得发灰的美国圆珠笔，没人知道它原本属于谁，也没人记得它写过什么内容，但这支笔是吴石案唯一留下的实物，后来审讯官李资生在1987年香港《明报》上写了一些回忆，让人知道这支笔是他用过的，官方档案查不到这些事，全靠他个人记下来，算是民间历史的一小块拼图。

吴石在3月1号凌晨被逮捕，地点是台北的昆明街，带队的人是叶翔之，动静闹得很大，搜查他家的时候，在二楼书房发现了一张“台中海岸要塞图”，吴石解释说这只是参谋本部的草稿，不能算作机密文件，审讯开始那几天，特务们还装出客气的样子，但吴石什么也不多说，只重复一句话，“这要报告参谋总长”，他们根本没法让他开口，到了第五天晚上，毛人凤亲自下令说可以采取手段，但特别强调不能让人看出外伤，意思就是可以使用电击或心理施压这些方法，只是不能留下被打的痕迹。

第一次真正动用刑罚，用的是电击，电流一接通，吴石突然用福州话大声念起《正气歌》，声音压过了机器嗡嗡的响声，行刑的人一下子愣住了，连李资生也赶紧叫人停下，不是心里觉得不忍，而是担心人要是当场死了，上头那边没法交代，到了3月8号那会儿，他们把吴石的妻子和孩子都押到隔壁房间里，想用这个办法让他精神崩溃，吴石的背脊只是稍微弯了一下，这算是他唯一一次显出情绪变化，李资生拿出蔡孝乾的口供照片，上面用铅笔圈了一个“吴”字，吴石直接伸手擦掉那个字，说字写在纸上，总比写在心里要强些，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其实话说得挺厉害的。

朱枫被关在另一间牢房，和吴石隔着墙，吴石不知道朱枫具体在哪里，就敲墙打出摩斯码，三长三短表示别说话，朱枫听懂了，马上转过身去，再没发出声音，两个人从头到尾没有见过面，却默契得像商量好一样，这种无声的配合比任何喊口号都更难对付。

最后一次见面时，李资生递给吴石一张纸，纸上只有签字的地方，要求他签下自新书，吴石抬头问李资生是否上过战场，李资生摇头说没有，吴石告诉他军人最怕的不是丢掉性命，而是站错位置，然后他在纸上写下名字，但"石"字最后一笔写歪了，像一颗打偏的子弹，李资生明白他的意思，是宁愿字写得不工整也不愿意低头认输，那天之后，李资生在记录里写道这次审问是他这辈子最难的一次，难的不是怎么动手，而是怎么也动摇不了吴石的决心。

吴石和其他三个人在六月十日被枪决于马场町，临死前他写下这一句，平生尽力只为忠诚善良，落得这种结局实在可悲，他没有骂人也没有求饶，李资生后来去了香港，到晚年写回忆录，没人帮他出版，都是自己私下记录，他不是反共的人，也算不上英雄，只是个听从命令的小官员，但他写下的内容反而成为体制内部人对体制最真实的见证。

在那个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许多人承受不住压力，选择认罪或是举报他人，吴石却不同，他没有牵连任何人，也没有改口供，他用沉默、用诗句、用歪斜的笔画告诉那些试图压垮他的人，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李资生的那支笔至今还存放在档案室里，没人知道谁会再去翻阅它，但只要它还在那里，那段往事就没有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