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的决裂，藏着哪些致命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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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亚那些事

编辑 |龙风穆

审核 |江怡

图源：网络

核心内容提示：对塔利班来说，在喀布尔掌权后若仍接受巴基斯坦的持续庇护，将被视为对自身荣誉的践踏。这种依附状态与他们“胜利者”和“统治者”的自我定位格格不入。

在南亚和中亚的许多部落社会与农村地区，“以款待换取忠诚”是常见逻辑。但在同一套社会准则下，长期的“款待关系”往往被视为负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等同于“诅咒”。

它会暴露主人与客人双方的本性，引发情感与物质层面的双重压力。

这种关系持续时间越长，依赖转化为怨恨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享资源与重叠利益往往会成为争端的导火索。

这种动态在全球多个地区都有体现。凡是冲突引发大规模迁徙的地方，无论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的阿富汗难民，还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罗兴亚社群，均面临类似问题。

2025年11月6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开始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次会谈。因当日在查曼口岸附近发生新的交火事件，给谈判前景蒙上了阴影。

阿塔与巴基斯坦从曾经的“战略盟友”反目为仇，个中原因令各方深思。日前《黎明报》发文对阿塔与巴交恶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

曾经被视为巴基斯坦“战略代理人”的阿富汗塔利班，为何会对这个曾庇护并支持他们的国家转而持敌对态度？

随着巴阿双方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这个问题在巴基斯坦的公共讨论中愈发受到关注。

分析人士试图从政治和战略现实层面寻找答案，但这一转变的根源，深植于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自我认知，以及塑造其世界观的部落准则之中。

早在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前，就有观察人士预测：一旦在阿富汗实现目标，该组织将迅速摆脱“由巴基斯坦缔造”的标签。

如今这一预测已被证实。塔利班的行为不仅体现了政治务实主义，更反映出“普什图瓦里”（Pashtunwali，普什图传统行为准则）框架下根深蒂固的“荣誉观”。

这一准则主导着普什图人的社会生活与道德规范。

在“普什图瓦里”中，荣誉远不止于骄傲或勇气。它包含正直、忠诚与对自主权的捍卫：既要求信守承诺、尊重款待之道，也强调必须摆脱外部控制、保持独立。

从这个角度而言，忠诚是有条件的，而非永久性的服从，绝不能以牺牲自身尊严或主权为代价。

对塔利班来说，在喀布尔掌权后若仍接受巴基斯坦的持续庇护，将被视为对自身荣誉的践踏。这种依附状态与他们“胜利者”和“统治者”的自我定位格格不入。

在南亚和中亚的许多部落社会与农村地区，“以款待换取忠诚”是常见逻辑。但在同一套社会准则下，长期的“款待关系”往往被视为负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等同于“诅咒”。

它会暴露主人与客人双方的本性，引发情感与物质层面的双重压力。

这种关系持续时间越长，依赖转化为怨恨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享资源与重叠利益往往会成为争端的导火索。

这种动态在全球多个地区都有体现。凡是冲突引发大规模迁徙的地方，无论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的阿富汗难民，还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罗兴亚社群，均面临类似问题。

而塔利班对巴基斯坦的敌对程度，甚至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届阿富汗政权。

在巴阿边境的部落社会规范中，“以款待换取忠诚”还被视为一种“交易”。

这种交易扭曲了“忠诚”与“款待”的道德本质。当“忠诚”成为一种要求时，它便不再是彰显荣誉的行为，而沦为一场利益交换。

在塔利班的认知中，巴基斯坦塔利班（TTP）是他们的“客人”与“战友”，曾与他们并肩对抗共同的敌人。

如今巴基斯坦要求塔利班让TTP解除武装、解散组织，或将其移交巴方。

在塔利班看来，这一要求是对自身荣誉准则的玷污。若在外部压力下背叛客人或战友，将彻底违背支撑其部落身份与意识形态身份的道德根基。

然而，国家的运作遵循着截然不同的准则。国家的“荣誉”与行为规范，植根于政治与各类利益（从安全、经济到宏观战略）之中。

当这些利益的重要性超过对“污名”的担忧时，国家会采取务实行动，而与国家形象相关的情感因素则会大幅弱化。

巴基斯坦对塔利班领导层的应对，正是遵循这一逻辑：从多方面施加压力，包括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外交与政治激励等，并逐步为双方构建了新的谈判空间。

多哈与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正是这一转变的体现。尽管事件的发展轨迹，仅为双方争端的长期解决带来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要解释塔利班为何、以及如何对巴基斯坦转为敌对，宗教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兄弟情谊”是关键因素之一。

这一观点可从多个角度解读，但核心在于支撑塔利班运动的教义与意识形态体系。

20世纪80至90年代，巴基斯坦扶持并支持了多个圣战组织，后来又支持塔利班——其目的是通过宗教学校（madressah）培养“样板成员”，甚至通过公立教育体系培养非宗教背景的骨干，让这些人拥有“巴基斯坦式思维”，并认同巴方的反印度立场。

这一计划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限制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并在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建立一个友好政权。

但该计划最终失败，原因在于塔利班、巴基斯坦多所宗教学校及宗教精英所信奉的宗教教义，描绘了一套与巴基斯坦现有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愿景。

他们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意识形态根基薄弱”的政体，应当被一套“真正的伊斯兰体系”取代。为实现这一变革，他们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视为必要手段。

这正是许多塔利班领导人持续向其支持者传递的核心观点。曾经活跃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阿富汗境内，或被巴基斯坦当权者用于国内政治目的的巴基斯坦激进组织，也持有相同看法。

20世纪90年代的圣战文献中，充斥着这样一种理念：一旦克什米尔和阿富汗“获得解放”，下一个目标将是巴基斯坦本身。

即便是最早的激进组织之一“伊斯兰圣战运动”（Harkat-ul-Jihad al-Islami），也参与了1995年那场失败的军事政变。

其目的便是推翻巴基斯坦政府，建立一个神权国家，与塔利班后来在阿富汗建立的政权并无二致。

塔利班吸收了“基地组织”对伊斯兰主义的诸多政治解读，他们对“忠诚”的定义，源于自身的宗教世界观、部落与社会准则，以及这些准则所孕育的政治伦理。

在他们眼中，战时的联盟与支持并非“友谊的体现”，而是神意的安排（divine providence）。

因此，巴基斯坦等国提供的援助，被视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而非需要回报的“恩惠”。

其结果是：由塔利班主导的阿富汗，对巴基斯坦的敌对程度远超以往任何一届阿富汗政权。至少往届政权仍在全球公认的外交准则框架内行事。

在这样的世界观下，巴基斯坦国内某些势力若仍认为塔利班会保持忠诚或屈从，未免显得过于天真。

那些曾扶持这些组织、希望将其打造成“战略盟友”的人，根本未能理解他们所“创造”之物的意识形态本质。

此举不仅让宗教极端主义发展到失控地步，更破坏了巴基斯坦自身的社会结构，将教派仇恨与武装冲突深深植入社会，成为这一战略误判留下的长久后遗症。

本文转载自“南亚那些事”微信公众号2025年11月8日文章，原标题为《从并肩到反目：塔利班与巴基斯坦的决裂，藏着哪些致命矛盾？》。

编辑：龙风穆

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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