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德国对犹太人赎罪，纯粹就是卖美国一个面子？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抵达华沙后，专程赶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德国总理向犹太人献花圈本就是一条劲爆新闻，各路记者也早早赶到了现场。而更加震撼的是，这位50多岁的国家领导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向纪念碑下跪，在两国随行人员和大批记者的见证下，勃兰特用这次下跪完成了对犹太人的忏悔。

直至今日，华沙之跪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然而有观点认为，所谓的忏悔实则是政治利益驱动下的作秀。事实上犹太人并非纳粹的唯一受害者，甚至未必是伤亡最惨重的群体。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全世界的噩梦由此开始。在无数遭受纳粹迫害的民族中，犹太人是最早被针对的目标，1933年纳粹冲锋队开始在犹太人的铺面门口驱赶顾客；到1935年，通过《纽伦堡法案》，纳粹政权的反犹政策步步深入。经经济、政治多方面打压，犹太人在德国经营的5万家企业，到1938年仅剩9000家。

随着德军在欧洲攻城略地，纳粹的反犹暴行蔓延至整个欧洲。整个二战期间，被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多达600万，他们的悲惨遭遇是二战各盟国同心协力反抗法西斯的重要动因之一。但犹太人并非纳粹铁蹄下死亡人数最多的民族。

1941年9月28日，基辅市中心燃烧了4天4夜的大火终于熄灭，基辅战役以德军胜利告终。在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战役中，苏联投入上百个师，其中伤亡近20万人，另有66.5万人当场被俘，一次性俘虏60多万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然而，这60多万人成为战俘后便如人间蒸发，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后，都鲜有他们的消息。

事实上不止基辅战役中被俘的几十万苏军，到1942年冬天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数量已达350万人，整个二战期间被俘苏军不下50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此音讯全无。直到纽伦堡审判期间，苏联才查清这几百万人的大致下落，其中的军官、党员及有犹太血统的士兵基本被直接枪决，剩余人员则被押往后方做苦力。这些被俘苏军缺衣少食、缺医少药，每天还要从事大量重体力劳动，极少有人能活着走出战俘营。盟军攻入德国后，解救的苏军战俘仅100多万，能确认因冻饿、劳累致死的有200万，除去逃跑和叛变的，仍有100多万人下落成谜。

入侵苏联后不久，希特勒在德占区实施了后世称为饥饿计划的政策，在为德国本土搜刮食物的同时，有意识地让苏联平民饿死，试图将苏联人口规模控制在3000万上下，以便纳粹政权在苏联占领区建立有效统治。二战期间，苏联总人口减少2200万至2800万人，在所有受战争波及的国家中位列第一。而同样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东欧国家，也有大量军民死于德国侵略者之手。

希姆莱在1942年一手制定的《东部总体计划》，为斯拉夫民族各分支定下了明确的种族灭绝指标，波兰族、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捷克族的种族灭绝比例分别为85%、75%、65%和50%。至于这些民族具体的死亡人数，如今已成为一笔难以厘清的糊涂账。

二战结束后，德国确实部分承认了自身罪行。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惊天一跪，被视为战后德国向犹太人诚心忏悔的象征。但事实上，这一事件发生时，西德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处于相对冷淡期。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独立建国；联邦德国的成立则在一年后的1949年。两国的接触始于西德民间支持以色列的和平运动。在民间舆论推动下，时任西德总理阿登纳宣布以德国人民的名义认罪，对犹太人进行精神与物资补偿，联邦政府已准备好与犹太人团体、以色列政府就物质赔偿商讨解决方案。

当时八成以上的以色列人反对与德国人接触，为阻止两国政府谈判，以色列议会大厦外的游行示威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直到以色列军队介入才勉强控制局面。但以色列建国初期极度缺钱，最终还是在1952年6月秘密派出谈判代表。双方3个月后达成《卢森堡协议》，规定联邦德国需向以色列政府赔偿30亿马克，向以色列索赔委员会赔偿4.5亿马克；同时，西德还通过国内立法，推动个人与企业层面的赔偿事宜。

拿到真金白银的赔款后，以色列人渐渐不再对西德冷淡。此后，西德政府进一步在军事层面扶持以色列，1960年两国元首会晤前后，潜艇、导弹、战斗机、主战坦克等进攻性武器被秘密输送至以色列。出于对战争的回避，西德对其他国家的援助极少涉及军事领域，即便偶有军事援助，也多局限于提供训练、场地建设等软性援助；唯独对以色列例外，不但有求必应，且多为无偿援助。

1953年至1965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为2.147亿美元，而西德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达17.2亿美元，是美国的8倍以上。即便到了60年代两国关系降温后，西德依旧每年向以色列提供1.4亿至1.6亿马克的低息贷款，其金额、利息与期限，都比对其他国家的条件优厚得多。

两德合并后的1992年，德国又与犹太人团体签订《二号赔偿协议》。此后数十年间，该协议的赔偿对象不断扩大，即便二战时尚未出生的犹太人后代，也被纳入受害者范畴，可向德国政府申请可观的赔偿金。

但相比之下，西德对东欧国家的态度要冷淡得多。按照《波茨坦会议》的约定，因苏联在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德国被占领后，苏联除可搬走苏占区的工厂作为补偿外，还可获取美国、英国占领区内四分之一的工厂设备。但由于冷战中双方分属两大阵营，苏联从美、英、法占领区获取赔偿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落空，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也未被纳入西德政府的赔款名单。

即便同为赔偿对象，其他国家与以色列的待遇也天差地别：除以色列外，1964年之前还有11个国家等待西德赔偿，可1964年以色列政府30亿马克赔偿全部到账时，其他11国总计仅拿到8.76亿马克。至于以色列从德国获得的政治偏袒，更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

直到两德统一前后，德国曾两次宣布赔偿终止，但这一决定并未得到所有相关国家认可。近几年，波兰、希腊等国仍时不时地向德国政府索赔，却都被德国以赔款已经结束搪塞过去。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冷战时期的西德与冷战后的德国常被塑造成忏悔态度良好、对赔款毫不含糊的形象。可实际情况是，德国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差异显著，这本质上是其政治策略的体现。阿登纳事后解释对以政策时曾直言：“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一方面是出于对以色列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则基于政治考量。”

阿登纳上台之初，西德处境极度尴尬，美国和英国虽将西德拉入西方阵营的经济、政治、军事组织，但各国对西德均怀有戒心，为其制定了严苛的单独条款。若此局面持续，西德将永远游离于西方社会边缘。而当时各国普遍支持以色列，这对西德而言是难得的契机，正因如此人们才会看到西德千方百计地赔偿以色列，甚至提供超出常规的支持；至于不在同一阵营的斯拉夫国家，西德则缺乏理会的兴趣。

赔款外交为西德打开了国际政治局面，却也让其陷入两难境地，1966年西德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年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西德再也无法找到向阿拉伯国家暗中示好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十几个国家与西德断交，转而与东德建交，西德为改善国际形象付出的十余年努力，在那一刻近乎鸡飞蛋打。西德与以色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冷淡期，正是源于这段猪八戒照镜子的尴尬往事，但两国此时已如一条绳上的蚂蚱，再想反悔也为时已晚。

长期偏袒以色列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其他国家的赔偿至今未能彻底了结：对以色列的赔偿，德国不敢停止；对其他国家的赔偿，则多是一笔糊涂账。如今的德国为维持忏悔人设又不得不继续增加对以色列的援助。

事实上，德国所有的忏悔行为，本质上都是为融入美国主导体系而进行的政治操作。但在美国自身陷入危机的当下，德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越多，其自身的虚伪性与援助带来的负担，就越可能危及本国利益。德国人何时会放弃这一虚伪人设？或许当中东冲突进入下一阶段时，我们就能找到答案，按德国人的性格，拿出去多少，定然会让你吐出来多少！这可都是有前车之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