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去世后，我去养老院做志愿者｜三明治

1

如果你在四年之前，或是更早，问我是否相信人死后会依旧存在、去到彼岸，我会笑着说，怎么可能。我虽然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怕鬼，但在大体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人死了就是死了，难过的是活着的人，其他的都会随着时间而消失，人什么都带不走。不是吗？四年前的那个暑假，我坐在外公家的那张方桌子前，一旁的收音机里在每一个炎热的暑假里都播放着足球赛事解说，我像往常那样吃着外公手工包的荠菜饺子，蘸上火锅辣酱。外公突然郑重地说，如果以后他患了绝症没法治了，那就不要治疗；死了之后火化后，直接海葬，也不要葬礼——葬礼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死的人看不到。一个月后，我离开上海，去加拿大读大学。距离我上次见到外公外婆，已经过去了四年两个月零二天。

他们真的看不到吗？

在那半年之后的一天早上，外公并没有醒过来。十几个小时后，我在大洋彼岸收到消息。那是一个周三，大年初九。半年之前的外公为什么会突然说这样一番话，是他想到了什么或是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吗？可他身体看上去非常健康。直到他过世后，家人翻阅他的病历本才发现他确诊了冠心病，可没有人听他提起过，他也没有寻求治疗，只是每隔一阵子去社区医院配治疗高血压的药。

妈妈说，还好外婆早就迷糊了，要不然清早醒来看到身边的人没了呼吸，不得吓死；况且他们两个人过了一辈子，我们哄也哄不好的了。

几天后，外婆被送去了养老院。我请求妈妈给我打一个视频电话让我看看外婆，在卡顿的画面里，护工阿姨正搀扶着她沿着墙扶着栏杆走。“好了，网太卡了，我先挂了”。电话被挂断，我被留在十三个小时前的蒙特利尔。

时差是流动的，随季节和心境发生变化。

2

三个月后，我找到了一份在养老院的志愿者工作。我未能在那个暑假找到实习机会，就在我为将如何填补四个月的暑假时间而迷茫之时，朋友把这个机会转发给了我。

去年回国找实习的时候，面试我的老师看完我的简历，便问我：为什么想到去那里做志愿者？客观来讲，是这份机会找到了我。主观上来讲，对外公外婆的思念是最底层的原因。可我该从何说起呢？我又如何把这一切在五分钟的时间里讲述给一位陌生人听？我只能用一些专业上的内容胡说一番：因为我对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很感兴趣，也在学校里上过这方面的课，所以想实地感受一下。而这，也是实话，社科学习和研究轻而易举地把人客体化，我在我的语气中听出了傲慢。

有经验的志愿者向我们介绍，养老院一共五层楼：一层和二层是志愿者通常活动的区域，三层至五层住着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的老人，但以说粤语的为主。上到三层，走出电梯，迎面而来的是一片寂静，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在大厅里坐着，望着对面的白墙，或是彼此，没有交流。除了医护人员准备处方药窸窸窣窣的响动外，无人说话。志愿者们压低了声响，把一切活泼的话语留在二楼。二楼以上是他们的世界，二楼及以下是更真实的世界。

在没有见面的日子里，外公外婆的日常生活是否也是如此安静？看着那一张张苍老的脸，和被腿脚困住的身体；想到外公，泪又湿了眼眶。

养老院的日常重复而琐碎。志愿者们把放有茶、咖啡和果冻的推车推上楼，挨个询问大厅中的老人想要什么。志愿者中的很多人也并非粤语母语者。在第一天的培训中，志愿者团队教授了一些常用语句，方便我们与老人沟通。我们挪用了并不熟悉的文化，来完成志愿服务。他们中有的听不懂英语，有的听不懂普通话，还有的听不懂粤语；更有的不喜欢这里每天提供的茶饮。但身在此处，他们大多别无选择。有的会给予语言上的回应，而大多数，只是点点头或是摇摇头，剩下的，只可靠我们去猜。猜对了，他们便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猜错了，大闹一场或是接受，没有人会真的多么在意。人老了，果真会被当作小孩对待。

这是外公当初不愿意把外婆送去养老院的原因吗？

3

自记事起，外公就操心着家里家外的各种事务，而外婆更像是一个被照顾者：不需要做饭、不需要做家务、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一切外公都会办好。

外婆是幸运的吗？我想，大家会说她是幸福的。可要不是那一次她趁外公午睡的时候偷偷开了门溜出去，想要“回家找妈妈”，大家在城里跑了一下午才把她找着，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她才能被确诊。外公总说，她是有一年从床上摔下来摔到了头导致的，不用去医院看。几个月前我问妈妈那是哪年，她说，是1969年。

在诊室里，医生看着外婆的检查单皱起来眉头，“要是真的有影响，早就发现了，不会等到现在”。他问外婆，现在是什么季节。外婆不知道。他又让外婆画出时钟。外婆不会画。这下，大家都知道了，不是什么摔到了脑袋，隔了半个世纪才影响她的大脑，而是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且可惜介入太晚。人们说，那是因为她每天在家什么都不需要做。早些时候还会读小说、去公园打太极、打牌，但后来总是见她一个人坐在电视前，一看就是一整天。再到后来，费玉清退出了歌坛，电视上也没有什么吸引她的东西了。

但不管如何，外公拒绝把她送入养老院，一个人全权负责一切，其他人也就相信他的决定，不再介入。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去照顾一个同样快要八十岁的人，何谈容易？可这些辛苦，也从来不听外公提起。房门内的是他们的世界，房门外的是更真实的世界。

外婆的病情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也不知道，直到几年前，外公通知大年三十无法再一起吃年夜饭，因为他不知道外婆的情绪和行为在什么时候会失控。

最终，外公先于外婆离开。两年半后，外婆在养老院去世。

4

“养老院里有上海的“公公”（外公/爷爷）或“婆婆”（外婆/奶奶）吗？”我一次又一次用英文夹杂着蹩脚的、习来的粤语表达询问医院内的工作人员。

“三楼有一位Monsieur (先生) Zhang，四楼还有一位Madame (女士) Li。”对方用英文夹杂着法语回复道。可我依旧记不清每一位老人所在的楼层，只有看到他们的时候，才能够将这些官僚式的信息和他们的样子联系起来。大多数时候，他们没有完整的名字，而是被和楼层、姓氏、身体健康程度、饮食习惯联系在一起。这些信息被存放在一本纸质册子中，通常由工作人员拿着。和他们混熟后，有时候我也被允许翻看。

“这一位公公现在86岁；四楼总坐在大厅正前方的婆婆100岁了；嗯，这个婆婆78岁......”册子里有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一边翻看，我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不出所料，大部分都活得比外公久，真不公平，我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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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妈和妈妈见过外公和外婆死时的样子，姨妈见到了外婆的最后一面。而我只是隔着十三个小时以及十六个小时的时差，分别得知了这两件事—— 一次毫无征兆，而另外一次，大家若无其事地等待了三年：离开了外公的外婆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护者，或许谁也不相信她能够再得到那样细致的照顾，所以死亡很快就会再次降临，但时间未知。

我本可以在外公去世前的大年初一打个电话说句新年好，我也可以在去年回国的时候去养老院看外婆，但我都没有。但说后悔，也早已来不及了。我带着某种侥幸心理离开，又对着愧疚面对往后的生活，这是一个情感不外露的家庭，思念和爱不会被提及。我以为，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外公还会在家门口像高中时的每个周末那样迎接我，外婆会随后探出头来；我也以为，已经卧床两年多靠鼻胃管进食，但其余指标大都正常的外婆不会有事的，等我研究生毕业，她依旧还会在那里。

可他和她，都已经不在了。

选择将这一些抛之脑后是一个自私的决定：只要我不去看、不去想，这些人就都还存在于世上；隔着十几个小时的距离，我们只不过是多年未见，忙着过自己的生活。

而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却愿意每周至少去一次远在蒙特利尔的养老院，去看望那些和我素不相识、甚至和我语言不通的老人，一待就是一整天。那些病房里无法走动的卧床老人，就是外婆后来的样子。但作为志愿者，大部分时候我只能接触到腿脚还算方便，可以走动和坐在大厅里的老人。

每两个周六中午，是妈妈去医院看外婆的时候，其实打心底总是对此有些抱怨。我一般在国内时间的周六早上和妈妈打电话，快到妈妈出门的时间的时候，她就会说，差不多啦，我要出门去看外婆了，然后匆匆挂断电话。

外婆走后的那个周六，她给我发消息说，不用急了，反正现在也不用去看外婆了。

三年多前的那个春节，妈妈问我要不要给外公外婆打个电话说声新年好。我想了想，觉得太煽情了，说，算了吧。其实，是怕自己刚拨通就哭得稀里哗啦，丢脸。

她不知道的是，在那之前，我就想过要打这一通电话，连座机号码就已经完整的输入好了，但最终没有按下按键。我早已不记得外公家的电话号码，准确来说，那个春节过后就再也记不起来，不论我多么努力回想，也只能想起来末五位：22822。“22822”，在上海话里读起来像一句顺口溜，就这样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可前面那几位数字呢？我不得而知。

6

住在养老院四楼的那位上海“婆婆”，看上去年纪和外婆差不多，花白的头发微卷，比外婆高一点、瘦一些。医院里的人和我说，她脾气很差，每天不知道在说什么。听说只有她的老伴在的时候，她情绪才比较容易稳定。她不是养老院的“主角”——一个脾气好，被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喜欢的角色，而更多的是一个引起矛盾的人，让大家摸不到头绪。

四楼的大厅，在她的脑海里，是自己家的客厅。而我们都是闯入者。或许就像外婆不明白自己怎么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一样，她也不明白自己家里为什么来了那么多客人。如果某天下午老人正好被安排打麻将，那争执一定会发生。她一下子冲到麻将桌前，把麻将一股脑都扫到地上，麻将砸到瓷砖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对头脑清晰的老人来说，养老院依旧是一个小社会，这里充满排斥和贬低。她用上海话表达自己无尽的不满，而某个说粤语或是普通话的老人会空出两根手指，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她不正常，引得志愿者大笑。

冷漠和疯狂交织在一起，若要真分出个胜负，那些表面看上去沉着冷静的老人总是胜出，毫不例外，并赢得大家的喜爱和关心，被刻进大家的记忆里。

“她是有Alzheimer's（阿尔茨海默症）吗？”我问道。

“或许吧，应该是有Dimentia（痴呆症）。”

记忆中我问过同一位工作人员两次这个问题，这像是一个固定的答案，每次都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人愿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而他或许是这里唯一一个还愿意为我重复的人。

Alzheimer's, Dimentia, Amnesia（健忘症），这些医学术语在我听来都是一个意思。意思是，那个人的记忆力丧失，不再是一个理智的“正常人”了。

外婆刚被送去养老院的时候，听护工阿姨说她有一次半夜拔了隔壁床的管子。她们给社会秩序造成麻烦，人们批评她们脾气暴躁、丧失理智。可正是这点，让我把这两位没有任何关联的女性联系到了一起，她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她，又让我想到过世的外公。

7

去年回国的时候，去了一趟苏州。在地铁上，妈妈指着苏州1号线的终点站“木渎”说，外婆的爸爸妈妈葬在那里，几个月之后，外婆去世了，海葬——外公先前决定的。如果她能够选择，或是有主观意识去选择，她会同意这个决定吗？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早已忘了我是谁。我高一的某一天，我和她在我家楼下面面相觑，她迷茫的眼神告诉我她不知道我是谁，而我也没有说什么。我收回了本想打招呼的手，打开大门进了楼梯间。她没有说话，脸上没有表情，也没有跟着我进来。这一天还是来了，我有些无奈，但也无力改变这一切。我知道外公一定在我家里忙着什么，于是上楼找到外公，说，外婆好像不认识我了。从那时起，她失去了主体性，也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淡却。但没事，我心想，外公记得我就行。

我开始抗拒去外公外婆家，我不知道能和外婆说些什么。比起外婆，我更喜欢外公。外公每天接我放学，给我做好吃的饭，甚至还能解答我的一些困惑。而她的记忆力每况愈下，以至于每隔两分钟就要重复刚问过的问题或是说过的话。外公会“不耐烦”地和她说：你已经问过了，又要问。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回复。我只记得坐在房间里看书的时候，她每隔几分钟就要来问我坐得舒服吗，热不热、冷不冷，要不要打开窗帘，要不要把窗户关上之类的。她好意的关心对当时的我来说十分烦人。外婆和外公是轴线的两端，一个冷静客观，另一个因为记忆力下降而逐渐变了一个人。

许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可能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阳光透过有些年代感的格子窗。我在隔壁小房间的床上睡着午觉。外婆几次进来把我摇醒，和我说妈妈从国外出差回来了，给我带了东西，让我起来。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不耐烦地把她赶走，继续睡着。那个是一个M&M巧克力豆的塑料玩偶，把巧克力豆倒进小人的身体里，每摇摆一次它的手臂，就会有巧克力掉落在它胸口的小盘子上。

那个小人长大了，那个小人开始感到无措，那个小人想要做些什么。可做些什么好呢？远在海外回不去的我唯一能做的是去养老院做志愿者。

8

学校的心理工作人员问我，“你和外公的关系很好吗？”那是外公去世的第二天。

我和外公的关系很好吗？这是什么问题。

我在国内家里的房间在小学四年级前，是外公外婆的房间。小时候，我的小床被放在他们大床的旁边。若现在仔细看观察墙壁，还能发现那张大床床头板的痕迹，在那上方，是前任房主女儿的铅笔画。

在外公去世的这几年，他的模样在我脑海中越发模糊，直到我需要依靠照片来唤起某些回忆。

以前每个暑假，他都会给我做好中午饭，骑着自行车，带来给我吃。玻璃饭盒里常装着他认为我爱吃的饭菜：炒软了的土豆丝和红烧肉。后来他年纪大了，我便开始每天走去那里吃饭。隔着不远，两个十字路口的距离，踏着石子路，伴着蝉鸣。

哪怕几乎每周都见，哪怕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在他们搬走自己住之后，我总觉得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层纱。是因为年龄差异吗，还是因为我性格里怕生？彼此之间的客气和刻意维持的距离，或是因为彼此都怕对方尴尬吧。

打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听见外头室友正在和祖父母打电话。我才意识到，我好像从来没有给外公打过电话，他也很少打电话来。

外婆去世后，妈妈和姨妈回去收拾所有的东西。妈妈问我有什么要的，我说把照片都给我吧。在橱柜里还找到一个理光的胶片傻瓜机，我期待等我回到上海可以拿它拍照。

“那个蓝色的小袋子还在吗？”“没找到，可能那个时候烧给他了。”

那个蓝色袋子，小时候外公每天来接我放学的时候总带着的那个蓝色袋子，里面装满我爱吃的零食。外公在自行车的后座安装了一块木板，正好盖住硌屁股的金属网格，还在木板最前面安装了一个拱形的把手。每天放学，他都在校门口等我。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是放学拖堂，他经常在冷风里站上半个多小时。先坐二十分钟的公交车，然后骑自行车把我送回家。

去年住的宿舍楼边上停着一辆几乎一模一样的自行车。

9

我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那位上海的“婆婆”其实和外婆哪里都不像。除了这一年半里短暂的几次接触外，我也并不了解她。但在外公走后，我必须要选定一个思念的主体。我把对外公的思念寄托在了那个早已经不认识我的外婆上，又将这种思念映射到了养老院所有的老人身上。在养老院里我知道的两位上海的老人里，一位是男性，又瘦又高，长得完全不像外公；另外一位就是这个“婆婆”。

为了照顾像我这样只会说英语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间的交流多由英文完成。那些粤语和法语组成的陌生的词汇和语句，是我不需要明白的，更是与我无关的。大多数时候，那位上海“婆婆”只说上海话。我也就理所应当把自己当作她和工作人员之间的翻译。有时候带老人出去散步，也在心里偷偷许愿可以被分到和她一组。在被英语和法语充斥的蒙特利尔，那是我唯一能和过去连接的纽带。

每次看到我，其他志愿者们都会和我说，“亦飞，你最喜欢的那个‘婆婆’在哦！”

我喜欢那个“婆婆”吗？还是说，我选择接近她和关心她的情绪，是因为我在一定程度上把她当作了我的外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外公。于是，我又开始用“洋泾浜”上海话试图和她交流。可每当我开口想用上海话说一些句子，大脑马上会被对等的英文表达占据。上海话，于我，也成了一门外语，一门掌握得很差的外语。在很多年不听上海话后，我的听力其实也有所下降。好在，她听得懂、也会说普通话，和外公外婆一样。外婆为自己说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感到自豪，总听她提起。

她暴躁的脾气和刻薄的语言让我想起外婆，或许是记忆力的退化让她们变成这样。

我就像一名不知所措的、被乡愁充斥的旅人，夹在多个文化之间无所适从。

10

如果被问起我是哪里来的，我会说上海，意思是我是上海来的。对方听完这句话总会附加一个问题：那你是上海人吗？“上海来的”和“上海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我不知道。“嗯…..是的，上海人。”我总这样回答。

我是一个不会说上海话，但英文还算流利，出生在上海的人。只要我伪装得足够好，在简短聊天中对方都不一定能听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这几年外公外婆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人和我说长段的上海话了。

在外公去世的第二天，我泪流满面地向电话那头的朋友哭诉：“我没有家了。”他疑惑地问道：“你在说些什么呢？”

外公外婆的离开将我连根拔起。

还好，我在走之前学了如何包荠菜饺子。外公或许有些欣喜，我居然主动提出要去他那里待一天。我看着他把荠菜剁碎，向碗里放入猪肉糜和鸡蛋，以及调味品。我没好意思提出，其实那一阵子我在吃素。去年结束和一位曾在上海任教的教授的采访后，他问我蒙特利尔有没有好吃的上海餐厅。我想起那家位于主街的餐厅，某天在我强烈要求后，在养老院认识的朋友们决定陪我去吃—— 一碗热腾腾的荠菜馅馄饨，但马兰头香干卖完了。

有一次，我和妈妈抱怨她从来不和我说上海话。她回复道，“英语流利就好了，会说上海话有什么用”。

在梦里，外婆端来一盘春卷——我爱吃甜豆沙口味的，表哥爱吃咸的。她很抱歉地说自己太忙了，实在是没法常来看我。梦里的她没有说上海话，也不再是那个有时会因为我忘了怎么说上海话而唠叨个不停的老太太。我回到厨房，看到外公正在做我每周都要来吃的煎饺——猪肉、荠菜、两颗鸡蛋，再加一点酱油和盐。好像是这样做的，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你在那里能看见我吗？”我听到梦里的我问。

“看不到的，有的时候可以来看你。”他也没有在说上海话。

我和妈妈说，我又梦到了外公。她有些惊讶，“不过，他以前总说他最喜欢你了，看来是真的。”

梦里是没有语言的，我用潜意识里的普通话填补与他们的对话。也正是如此，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梦里的他们是假的、是我的想象。那个总是点着我的鼻头笑我不会说上海话的她早就忘了我不会说上海话，那个总是用上海话回复我的普通话的他也不在了。

“你是哪里的呀？”

“上海。”

“那你是上海人？”

“啊，算是吧。”

11

在志愿服务接近尾声的时候，养老院内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又开始增加。我带上花白的N95口罩、脸颊两旁的肉被金属条挤到变形。就在我前往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楼层时，远在上海的外婆也因多次感染病毒而身体变得越来越糟，最后卧床不起，靠鼻胃管进食。能够和工作人员去到这些楼层，意味着我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我在心里窃喜，觉得自己得到了某些权力。通常，志愿者不被允许前往那一楼层。二楼以上是他们的世界，二楼及以下是更真实的世界，被感染的楼层是一个从视野中消失的楼层。志愿者能看到的，依旧是那些能够在大厅活动的相对健康的老人。

每周都有老人离开，但没有人会提起。每层楼的走廊尽头都有一间大门紧闭的病房，听说，老人将要离开的时候会被转移到那里。在一次感染后，外婆是她所在那间病房里唯一活下来的老人。大家惊叹于她的生命力，可她再一次被一个人留了下来。

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台平板，里面记录着所有老人的个人信息和家人的联系方式。他每报一个名字，我们就要检查信息是否正确。报完所有人名后，我在平板里发现了一个被遗漏的名字。我举起手，指了指那个名字。

“哦，他前一阵子去世了。”

“那我怎么操作呢？”

“你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个括号，写上‘deceased’（已去世）’就行。”

“不用删除吗？”

“不用，就这样就行。”他的话语中不带任何的情感，仿佛这是在常规不过的操作了。

我没有见过这位老人，我想，他可能一直在房间里无法出来。他还在世的时候，上次出养老院是什么时候？

外婆上一次看到养老院外的世界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外公还在的时候吧。

起初外婆还能自己吃饭，到后来变成需要护工阿姨喂。再后来的有一天，听说外婆不再吃饭。养老院问是否插上鼻胃管。那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同意。这几年里，我反复想到当初外公所说的“不要做没必要的治疗”。鼻胃管是“有用的治疗”吗，当外婆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这是否是在延长生命而已？直到我问了妈妈这个问题。她说，“可没人想外婆那么快走掉。”那是我这几年里唯一一次听到她的语气里有些哽咽。

去年十月份，养老院传来消息，任何通过鼻胃管喂进去的食物都会被吐出来，大家决定不再做进一步治疗。外婆的凝血功能开始出现异常，皮下开始出血，紫色的血块蔓延全身，每天都在恶化。身体疼的无法忍受的时候，已经意识模糊的她也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抗议。妈妈说，如果你现在去看外婆，你估计完全认不出来了。我无法亲眼看到，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照片。外婆早已不是曾经的那个她，而如今，连身体也彻底背叛了她。我甚至开始觉得去年回国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踏入养老院，是一个明智但自私的决定：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只不过是失去了当下的记忆。

志愿者来来去去。距离我上一次踏入这那家养老院已经过去了近两年。

12

外婆是什么时候去世的？那是一个周三。可能是去年十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我只记得那一阵子忙着写学期末论文。具体是哪一天呢？我不知道，也没有想过记录。十月底的时候，妈妈发来微信说，你做好心理准备，外婆估计要不行了。

外婆还在的时候，我常做一种梦，梦里活着的是外公，离开的是外婆。外婆去世后，我的梦里只留下了外公。

但收到消息的那个早晨，我还是哭了，哭得很克制，完全不同于外公走后的那一周每天以泪洗面的样子。当下我甚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哭。温哥华的冬天，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一整天，早上五六点的天还是一片漆黑。从收到那条消息到外婆离开，我每天雷打不动地在那个点醒来，半夜也常常惊醒好多次。我在等那条消息，我害怕再次收到那条消息。外婆的离开终将带着我仅剩的对外公的记忆离开，悄无声息地把我留在十六个小时前的温哥华。

我依旧没能在那条消息被发送前醒来，那天我只不过是起晚了一个小时。

我和外公外婆的故事结束了。

13

温哥华时间的中秋节当晚，我又梦到外公。距离上次已经过了很久。但我的梦里没有外婆。我才不相信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最想念外公的那些日子里，他从未在我的梦里出现。所以，我坚信那天他确实回来看我了。

在梦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意识的人，就像他死的前一天晚上那样。

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我和他，以及妈妈、姨妈，回到了那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居民楼，可坚固的水泥楼梯被替换成了高不可及木梯子，或是没有门的电梯，它们可以带我去到任何一层楼，却唯独回不到外公外婆曾经居住的五楼。梦里的时间是大年三十，是每年去外公外婆家吃年夜饭的时间。

听隔壁的邻居说，外公去世前一天晚上，他们俩聊足球聊到很晚才去睡，谁也不会想到，第二天他居然没有再醒来。

那个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的两居室被称作“外公家”，又在外公去世后变成了“外婆家”，尽管那里已经没人住了。“外公外婆”也变成了外公和外婆。但现在这间屋子已经没了名，因为不会有人再去了。那位在我小时候会笑盈盈招我去玩的邻居公公，也成了一个与我毫无联结的过客。

寺庙里的法师说，一个家庭里最有灵气的人才会在特殊的日子里梦到逝世的家人，来帮对方传达消息。家里人不信那一套话术，在外公离开的很长时间里，都没有烧纸钱过去。直到前年外公忌日前后，我再一次梦到外公。朋友说，那是外公有事找你，记得烧纸钱。如果我不去烧纸钱，外公会不会在那个世界怨恨我？可他是一个几乎不会愿意麻烦别人的人，所以他只是来看看我吗？

那年春节，我养在学校宿舍的绿植突然蔫了，一夜之间垂下了头，吓得我赶紧把整个花盆泡进水里。在四天之后，我收到了外公离开的消息。我问妈妈，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吗？她说，别瞎想了，这两者没有关联的。当然，只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忘了浇水的缘故。

可去年外婆去世前听说，那年表哥居然突然说春节要去看外公外婆。而去年也是如此。所以大家默默知道了，外婆也要走了。

外公外婆现在在哪里呢？我搬到了这座靠海的城市，天气好时，我站在海浪边发呆，通往海滩长长的阶梯是思念的距离。海浪拍打碎石的声音中，是否藏着我的秘密？

所以，外公外婆，我们终将在海的另一头再相遇对吗？

写作感想：

我在2021年的夏天前往蒙特利尔读本科。2022年的二月，外公去世。2024年我本科毕业，又于九月份前往温哥华读研究生，十一月的时候外婆去世。这两次我都不在国内，也因为学期中不方便回去，仅是在微信被告知，是被动的。或许就像2021年临走前的那一天，外公在门口和我说再见时说的那样：这里的一切他们会处理好的。但正因如此，我不知道我如何思念我的外公外婆，他们的模样在我的脑海里越发模糊，过往的记忆也随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我忘记，我害怕再过几年，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再清晰。和学校的心理咨询师聊的时候，她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你的外公一定非常为你骄傲。四年之后，我想是的，家里人一定都非常为我骄傲，尽管这样的话很少被说出口。

所以，我想写一个我与外公外婆的故事，这不是一篇微型家族历，我只想自私地去描述我的回忆。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写这么私密的话题，去写思念和创伤。三年半前外公去世的时候，我就和自己说要写一篇文章，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无从下笔；去年年底外婆去世后，我觉得或许是时候了。写完这一篇文章后，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串完整的数字，那是外公外婆家的座机号码，我终于想起了前三位数字，原来我从未真正忘记。虽然我不懂心理学，但我想这或许意味着某些创伤正在愈合。

编辑导师｜渡水崖

写作者，编辑。新闻系毕业，前凤凰网记者和编辑。人物访谈收录于《我只在意人存在的样子》。在北京长大，高中回东北高考，成长受户籍制度和人口迁移的影响，所以特别关注教育分流和城市边缘群体。目前在北京生活。

评语：

面对死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写作中也一样。所以，我赞佩亦飞的勇敢。她的语言纯净、诚实，带一点疑惑和失落，这让她的作品保有最真实的质地：一个年轻的人，与两位老人有天生的亲近与爱，也有物理的距离、生命阅历的差异，死亡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经验，但这不妨碍她想念他们，共情他们曾有的处境，思考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但她没有急于回答生命的终极问题，而是以个人记忆、感受去触及其边缘，让叙述在朦胧中生出力量。

之后的写作里，可以尝试在结构上更有取舍与凝聚。这类穿插过去、当下两个时空的故事像一个榫卯结构，要让两边更好地契合在一起，就要在拼嵌处下功夫。比如，养老院里陌生婆婆的衣装细节，让自己想起外婆在世时的打扮，进而可以去描摹穿衣风格背后她的性格；也可以是陌生婆婆说了某句方言，让自己想起外婆也说过什么，进而去写当时发生的一整件事，用作展示自己与外婆之间的关系。这篇作品的情感表达已很节制，之后也可以继续注意抒情化语言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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