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资料来源：《景岳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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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一场关乎生死的医学论战在杏林中悄然展开。
争论的双方，一位是元末明初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一位是明代温补学派的集大成者张介宾。
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
主张用滋阴降火之法治疗诸病，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壮水制火"之法。
而张介宾却在《景岳全书》中明确反对这一观点，创制右归丸，大力倡导温补肾阳。
两位医家相隔百余年，却在补肾这一医理上针锋相对。一个说人体阴虚为本，需滋阴降火；一个说阳气不足才是根源，当温补命门。这看似简单的学术分歧，实则关系到千万病患的性命安危。朱丹溪的理论影响了后世数百年，无数医家奉为圭臬，滋阴派几乎成为正统。为何张介宾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对前贤？
这场跨越时空的争论，究竟谁对谁错？抑或说，医道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
要理解这场争论，得先从朱丹溪说起。
朱丹溪，名震亨，因家居金华赤岸丹溪之侧，故世称丹溪翁。他生于元代至元十八年，自幼聪颖，遍读儒家经典，本欲科举入仕，却遭逢乱世。母亲久病不愈，请遍名医却无人能治，朱震亨痛定思痛，弃儒从医。他遍访名师，终于在杭州拜见了罗知悌，得到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之学的真传。
学成之后，朱丹溪在行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病人都表现出面红目赤、口干舌燥、心烦失眠、便秘溲赤等症状，这些明明是火热之象，可用寒凉药物却往往效果不佳。深入钻研后，他悟出一个道理——这些病人并非真正的实火，而是阴虚导致的虚火。
《格致余论》中，朱丹溪写道："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而易亏者，独阴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句话成为他医学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人的欲望无穷无尽，而精血有限。纵欲耗损的是阴精，阴精亏损，阳火便会亢盛，就像锅中水少了，火自然就显得旺。这种情况下，不能用寒凉药直接泻火，而应该滋阴补水，水足则火自熄，这就是"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道理。
朱丹溪的这套理论在当时引起轰动。他创制的大补阴丸、知柏地黄丸等方剂，以滋阴降火为主，治愈了大量疑难杂症。一时间，滋阴派风行天下，无数医家争相效仿。
到了明代中后期，滋阴派已经成为医界的主流。医生们动辄就用地黄、知母、黄柏这些滋阴降火的药物，仿佛天下的病都是阴虚火旺。朱丹溪的《格致余论》成为医学生必读之书，"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几乎成了金科玉律。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介宾出场了。
张介宾，字景岳，别号通一子，生于明代嘉靖年间。他的父亲张寿峰是一位儒医，自幼便教导他医理。十四岁那年，张介宾随父亲到京城，结识了太医院的名医金英。金英见这少年聪慧过人，便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张介宾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很快便掌握了《内经》《难经》等医学经典。但他在临床中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按照朱丹溪的理论，很多病人应该是阴虚火旺，用滋阴降火的药物却越治越重。有些病人本来只是乏力怕冷，吃了滋阴药后反而腹泻不止，四肢冰凉。
有一次，他遇到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腰膝酸软，畏寒肢冷。当地医生诊断为肾虚，开的都是滋阴药，服用半年却毫无起色。张介宾为其诊脉，发现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白。他心中明了，这分明是命门火衰，肾阳不足，怎能用滋阴药？
他当即改用温补肾阳的方子，以附子、肉桂、熟地、山药等药为主。病人服药十天，便觉精神好转；一个月后，诸症皆除。病人感激涕零："我本以为此生无望，没想到张先生妙手回春！"
张介宾却没有沾沾自喜，反而陷入深思。他翻遍古籍，反复研读《内经》，终于找到了答案。《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男子八岁，肾气实。"
《灵枢·天年》又说："五十岁，肝气始衰；六十岁，心气始衰；七十岁，脾气虚；八十岁，肺气衰；九十岁，肾气焦。"这些论述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人的生命以肾气为本，肾气充盛则生机旺盛，肾气衰竭则生命终结。
肾气，实际上指的就是肾阳，是生命的原动力，也就是命门之火。没有这团火，人体就像没有太阳的大地，一片死寂。朱丹溪说"阳常有余"，可是纵观人的一生，从青壮年到老年，难道不是阳气逐渐衰退的过程吗？
张介宾越想越觉得朱丹溪的理论有问题。他开始大量搜集病案，仔细观察。发现在临床上，真正的阴虚火旺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病人其实是阳虚。特别是年过四十的中老年人，脾胃虚寒、命门火衰的比比皆是。这些人如果继续用滋阴药，无异于雪上加霜。
万历年间的一个冬天，京城大雪纷飞。一位官员患了重病，请遍太医都说是阴虚火旺，用了大量滋阴药却每况愈下。张介宾去看诊，见病人虽然口干舌燥，却四肢冰冷，小便清长，脉象沉迟。他心中雪亮：这是真寒假热，命门火衰，虚阳上浮。
他用重剂附子配合肉桂、熟地，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病人明明口干，怎能用温热药？可张介宾胸有成竹，他知道这是"引火归元"之法。果然，药后三天，病人的虚浮之火下降，口不再干，手足转温。半月后便痊愈了。
这件事在医界传开，引起轩然大波。支持朱丹溪的医生们纷纷指责张介宾："丹溪先生的理论流传二百年，岂是你一个后生能随便质疑的？"
张介宾不为所动。他用了整整三十年时间，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在六十四岁时完成了《景岳全书》这部巨著。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温补学说，创制了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等方剂，明确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的观点。
在《景岳全书》中，张介宾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朱丹溪的理论："丹溪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此固一偏之见。夫阳气者，生之本也。《内经》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若谓阳常有余，则人之壮老何自而衰？人之衰老何自而死？"
他继续写道："人之初生，本乎阴阳。阳主气，阴主形。形体虽成于阴，而气化实原于阳。故《内经》谓之生气、真气、元气，皆指阳而言。"他认为，生命的根本在于阳气，没有阳气的推动，阴精无法化生。就像种子需要阳光才能发芽，单纯补阴而不顾阳，无异于缘木求鱼。
张介宾特别强调命门的重要性。他说："命门为水火之宅，为阴阳之根，五脏之本，十二经之主。"命门之火，就是肾阳，是人体一切生理活动的动力源泉。右归丸的配伍，正是围绕温补命门而设：用附子、肉桂温补肾阳，用熟地、山茱萸滋补肾阴，阴阳并补，但以温阳为主。
他在临床中反复验证，发现右归丸对于肾阳虚衰引起的腰膝酸软、畏寒肢冷、阳痿遗精、完谷不化等症，疗效显著。许多被滋阴派医生治坏的病人，服用右归丸后都得到了康复。
张介宾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医界掀起了巨大争议。滋阴派的医生们群起而攻之，说他是"温燥派"，会把病人治出火来。可张介宾有理有据，他引经据典，以《内经》为根本，以临床实践为验证，让反对者无言以对。
有人问他："朱丹溪先生医术高明，治愈过无数病人，你为何要公然反对？"
张介宾回答："我并非反对丹溪先生，而是反对后人对他理论的滥用。丹溪先生所处的时代，人们纵欲过度，阴虚火旺者确实很多，他的理论对症。可时过境迁，如今的病人，阳虚者远多于阴虚者。医者当随时而变，不可拘泥于一家之言。"
他继续说："医之为道，贵在辨证。阴虚者当滋阴，阳虚者当温阳，阴阳俱虚者当阴阳双补。岂可一概而论？丹溪先生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我说'阳气为本，生命之根'，看似对立，实则都是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只是适用的情况不同罢了。"
张介宾的这番话，道出了医学争论的关键，可真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两位大家的理论，是根本对立还是各有千秋？
更深一层说，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对后世医家又有什么启示？
在《景岳全书》的最后几章，张介宾写下了他毕生心得的精华。
那些文字，揭示了温补与滋阴之争的本质，也道出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真谛。
这些内容，才是理解两位大家争论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