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生活造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本万众期待的回忆录终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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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一位杰出的文学巨匠，带来了一部犀利、风趣且引人入胜的“自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原本没想写一本文学回忆录。

她担心那会很无聊——“我写了一本书，我写了第二本书，我又写了一本书……”酗酒放纵、糜烂派对和越轨行为或许能让内容生动些，但她并非那样生活的人。

最终，她写出的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自传，并非生活的片段，而是完整的历程，横跨85年。

大多数此类回顾性作品要么是自满的凯歌高奏，要么是焦虑的自我辩解，而她的这本书却犀利、风趣、引人入胜，即使你对她那惊人作品（此处列出的“作者其他作品”清单就占了两页）并非完全熟悉（很少有人能做到），你也会喜欢上这本书。

她很幸运，拥有开明的父母：父亲卡尔（Carl）是森林昆虫学家，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则像个假小子，他们都来自新斯科舍省。卡尔研究昆虫的工作意味着全家一年中有半年时间生活在丛林里，有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话。

他们会住在湖边的帐篷或小屋里，而卡尔则砍树建造木屋。年轻的玛格丽特，大家都叫她佩吉（Peggy），热爱户外活动；她学会了钓鱼、划独木舟、海滩觅拾、采摘浆果，并为能接触到鸟类、昆虫、蘑菇和青蛙感到欣喜。十几岁时，她在夏令营里被称为"自然爱好者佩吉"。

秋天，他们会搬回渥太华或多伦多，就像乡下的老鼠变成了城里的老鼠，他们很擅长适应这两种生活。

六岁时，她写了第一批作品，是以“押韵的猫”为标题的短诗。上学一直很顺利，直到她升到四年级，经历了“九岁十岁女孩们所实践的那种不可预测、拐弯抹角、不光明正大、拜占庭式的权力政治”。

她遭受了霸凌、羞辱并成为了替罪羊。

一年后，她打破了魔咒（一次反抗折磨她的人们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时刻”），但这段经历给她上了宝贵的一课，并融入了她的小说《猫眼》（Cat's Eye）中。

在她自己选择的男女同校的高中（“一所全是女孩、除了女孩还是女孩的学校，对我来说就是第九层地狱”），她很快升入了“尖子班”。她个子矮小，是个“平胸的怪胎”，戴着牛角框眼镜，有一颗歪斜的牙齿，头发卷曲，有散光和贫血，她把精力投入到缝纫和变装舞会服饰上。

她还首次在电视上亮相，展示她的宠物螳螂莱诺（Lenore）。到了14岁，她开始约会：年纪稍长、有艺术气息的男友们“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不知怎的就出现了”。

诗歌也追逐着她：她青春期的努力成果“极具轰动效应，有时令人毛骨悚然”。根据她的学校年鉴，“佩吉那不算秘密的雄心是写出‘那部’加拿大小说”。

但她最初发表的作品是诗歌，署名是M.E. 阿特伍德（ME Atwood），“这样我就不会被贴上女孩的标签”。这是一个全新的作家自我，不再是那个“活泼开朗”的佩吉，而是一个更加朦胧、有些危险的"M.E."。

她从拥有明星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多伦多大学，转至哈佛大学深造，成了一个衣着朴素、不施粉黛的奖学金女生。

在那里，她研究了塞勒姆女巫审判案，这件事连同哈佛研究生院的父权规范，多年后共同融入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阿特伍德在整本书中都在串联她的生活与工作，但不像某次活动上一个男人对她说的那样粗浅：“《使女的故事》是自传。”

1972年的阿特伍德

许多读者可能会首先翻到她关于那部小说的思考。

她二十多岁时并不是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那时“家务劳动可能被平等分担”的想法尚未出现。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日益困扰着她。等到电视剧版制作时，已处于特朗普主义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她的突破来得早得多，在她三十岁出头的时候。

她起步顺利，赢得了加拿大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加拿大文学艺术国家级奖项），出版了两部小说，并在英国和美国崭露头角。

然后，她主动提出帮助她所隶属的小出版社——阿南西出版社（Anansi），撰写一本书来定义和颂扬她祖国的文学写作。《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四个月写成，售出十万册，并使阿南西出版社多年保持偿付能力。成功引发了嫉妒和恶意。

“总有一天，你这张利嘴会给你惹麻烦的，”她父亲曾警告过，而事实的确如此。她被攻击为男性杀手——尖酸刻薄、令人恐惧，不再是50年代的好女孩，而是一个可怕的女狂人，一个无情的美人。

此后小说定期出版，但她指出，“加拿大人容易因其他加拿大人的成功而感到不快”，而且“对个人成就不加掩饰的庆祝是严重失礼的行为“，所以她并不过分自夸。她向许多帮助过她的人（朋友、编辑、版权经纪、电影制片人、作家）致意，并非所有都是熟悉的名字。

她也乐于分享自己更古怪的一面——她对占星术、看手相和驱魔师的执着信赖。她喜欢编织、做馅饼、装饰蛋糕、在花园里除草：朴实的佩吉（“关于清洁马桶，这些我不知道的部分就不值得知道了”）与反乌托邦小说家并存。她还会画画，书中有样例为页面增色。这不全是关于写作。

1969年的一次聚会上，她遇到了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他是一位小说家、捣蛋鬼、擅长挥霍且精力旺盛的怪人。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她穿着“一件白色钩针编织的蕾丝迷你裙，上面有木制纽扣”（阿特伍德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她不断变化的着装和发型），起初她并未察觉他对她的“非柏拉图式兴趣”。情况有些复杂：她已嫁给一位美国诗人，更多是为了避免他被征召去越南而非出于爱情；而格雷姆与一位和他保持开放婚姻关系的女人雪莉有一个孩子。

随后是一段谨慎的追求，格雷姆用充满渴望的信件向佩吉求爱。他说，如果她没有遇见他，她仍然会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但乐趣会少得多。雪莉竭尽全力阻止这种乐趣，阿特伍德尖刻地描述了雪莉如何奴役格雷姆，让他承担家务，而雪莉自己却去约会，并诋毁佩吉是家庭破坏者。连同偶尔出现的黑客敌人、采访者或“指控者”一起，雪莉是书中少数几个形象不佳的人之一。但阿特伍德通过与一位内心的“建议专栏作家”进行诙谐的自我交流来冲淡她的怨恨，这个内心的声音告诉她冷静下来，放聪明点。

书中有很多谚语式的智慧，她称之为“人生经验”。她确实与格雷姆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他们有一个女儿，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务农、园艺、露营、划独木舟、观鸟并周游世界。

他的衰退、痴呆和去世给书的最后几页带来了沉郁的基调。

作为一贯的工作狂和万事通女士，阿特伍德坚持忙碌而不愿错过《证言》（The Testaments，即《使女的故事》续集）的宣传旋风：“问问你自己，亲爱的读者：是选择繁忙的日程，还是空着的椅子？我选择了繁忙的日程。空椅子会在我回家时等着我。”

如今她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最终她的身体“会决定自行去冒险”。但目前，她的身心依然在一起，并且，在纷飞如“暴风雪”的记忆和照片中，她在此揭示的众多自我也以友好的对立姿态并存着：书呆子气的智者、流浪诗人、目光如美杜莎的女权主义者、不可思议的预言家以及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作者： Blake Morrison

编译：阿洛

来源：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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