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一名“万元户”参军，老山轮战中苦守16个小时，荣获一等功

1985年10月1日上午八点，天安门广场鼓乐声起，一位身着戎装、左臂缠着绷带的年轻士兵在人群中分外醒目。人们只知道他叫周慎辉，却很少有人清楚，仅仅半年前，他在云南边境的6号哨所，与敌人纠缠了整整16个小时。

一年前的湖北京山，气氛与北京庆典截然不同。1984年春，改革开放的红利让县城最热闹的街口摆满彩色广告，“万元户”三个字在招牌上熠熠生辉。那天傍晚，周家饭桌上正议论着给独子订婚。父亲掰着指头算账：“砖厂今年净赚一万二，挑个本分姑娘，好好过日子最要紧。”

周慎辉却推门而入，把桌角碰得猛响。“爸，妈，我要报名去云南。”话音不高，却打断了所有谈话。母亲一愣，筷子停在半空。“是不是谁刺激你了？”父亲皱眉追问。周慎辉把当天的《参考消息》摊开，指着越军袭扰的报道：“自家门口被人捅刀子，我待在家里睡不踏实。”

县武装部五月底开始在农村征兵，征兵简章上那句“身后就是人民共和国”狠狠地撞击了周慎辉的心。京山年轻人多半盼着进城务工，他却把名字写进了报名册。体检时，工作人员提醒他：“家庭条件不错，还参什么军？”周慎辉咧嘴：“正因为条件不错，才更该上。”

1984年8月，新兵抵达济南军区集训大队。白天，山地越野把汗水拧成水线；夜里，班长用粉笔在黑板上画越军常用的进攻路线图。“记住，老山阵地三面临敌，掉以轻心就完。”班长拍板擦时补了一句。句子不长，却像风一样钻进耳朵，怎么也挥不去。

两个月后，周慎辉随分队南下，乘卡车翻越哀牢山。车厢木板被雨淋得发灰，夜间行驶，远处偶尔传来低沉炮声，像闷雷滚过山谷。抵达前沿集结地那晚，连长把部署图铺在油毡上，小旗插在6号哨所：“咱们的活，就是把这颗钉子钉死在山脊上。”

6号哨所位置突兀，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主阵地相连。越军精通丛林渗透，浓雾天最爱摸黑上来。10月初的一夜，大雾封山，伸手不见五指；哨所里四个人排成扇形布防。凌晨两点，一声轻响打破寂静——脚步压碎了碎石。周慎辉踢了踢副班长李广科，彼此无言，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

手榴弹呼啸而出，紧跟着是越军的高爆雷反扑。火光扑面时，李广科胸口中弹，倒下前嘶哑地说了句：“别让他们冲上来！”30秒后，爆炸扬起的尘土仍在空中翻滚，周慎辉小腿鲜血直流，他咬住牙齿把机枪架在残破的工事上。

凌晨三点到下午七点，敌人一拨又一拨。每当间隙来临，他就匍匐着摸回弹药箱，把手榴弹摊成一排，像胳膊粗的藤条横在脚边。陈文龙大腿骨折，仍夹着拉环递过去；王胜肩胛骨断裂，抬枪瞄准缺口。三人像钉子一样嵌在石缝里，把6号哨所死死咬住。

第六次进攻被击退后，山下指挥部呼叫撤下一线救护。王胜嗓音嘶哑：“老周，你走，我掩护。”周慎辉摇头，抓起话筒对排长低声吼道：“让我留下，阵地不能空。”短短一句，被炮火掐成电流嘶鸣，却清晰传到耳机另一端。

黄昏前最后一波攻击，敌人试图挤压到射程盲区。周慎辉变换位置，将剩下的6枚手榴弹分三次掷出，爆炸声几乎连成一片。硝烟散尽，山谷下再听不到冲锋号，只有零星枪声远远飘散。清点战果时，6号哨所仍在，周慎辉击毙11人，守阵地16小时。

救援分队赶到，看见的是满地弹壳与焦黑工事。军医拆开绷带检查伤口，碎片扎进肌肉，血水顺着绷带滴到泥土里，他却还握着冲锋枪不肯松手。团首长后来评价：“不是硬骨头，顶不到最后。”

功臣榜在师里张贴时，很多人才知道周慎辉本是“万元户”子弟。记者采访，他笑着摆摆手：“阵地要钱没用，要命才行。”这个回答，顺嘴却实在。

1985年10月，他随代表团进京。国旗飘起时，鼓点穿透胸膛，耳畔仿佛又回到老山的炮震。同行的老兵拍拍他肩膀：“兄弟，咱们这辈子值了。”周慎辉没说话，只把衣领掖紧，目光始终盯着飘扬的红旗。

军功章领回家后，父亲把它放进柜子最显眼的位置。有人过来做生意，想请周慎辉帮忙牵线。他笑着客气几句，转身把门掩上，去后院翻耕十多亩地。母亲看着儿子黝黑的背影，有些心疼，却也骄傲。

1990年代，部队精简，他随大批老兵复员。组织安排到县粮站，工作不算体面，也足够温饱。闲暇时，他会拿张旧报纸折成纸船放进池塘，水面荡漾开细小波纹。有人问他在想什么，他抬头，眼神依旧清澈：“想起山里的雾，还有那些兄弟。”

往后日子波澜不惊。偶尔碰见同乡说起“万元户”的旧闻，总有人疑惑：那阵子放下金饭碗值吗？周慎辉听罢，笑声爽朗：“值！”简单一个字，却掷地有声。

岁月把硝烟裹进记忆深处，却没能磨平6号哨所那块山石的棱角。周慎辉的脚步慢了，嗓音也透着沙哑，可只要看见军车驶过，他依旧会挺直腰板，举手敬礼。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动作，不需要提醒，更无须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