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观：唯利是图、气质文弱、善于虚言、民风败坏

不少近代日本学者笔下的中国形象，就像用同一套模板刻出来的——说中国人唯利是图、气质文弱、善于说大话，还认为民风败坏。

这些观点不仅出现在学术著作里，连日本媒体也经常引用。

这就让人纳闷了，这些观点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广？

认知的转折

在1603-1868年的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对中华文化的推崇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当时幕府将朱子学确立为官方学说，武士阶层以熟读四书五经为荣，这种文化仰视情结持续了整整两个多世纪。

但这种文化单向流动的格局在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东瀛，最初在日本知识界引发的是难以置信的震惊。

这个被他们视为"文化母国"的庞大帝国，竟然在遥远西方的炮舰面前不堪一击？这种心理冲击不亚于现代人突然发现心目中的学术权威遭遇重大失败。

但真正的认知转折点发生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惨败让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德富苏峰这位著名媒体人的转变轨迹颇具代表性。

这位《国民新闻》创始人年轻时曾是中华文化的崇拜者，却在甲午战争后成为"蔑华观"的重要推手。他在《七十八日游记》中记载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日俄战争期间，有中国百姓在战场捡拾战利品时，因不识手榴弹而丧生。

这个普通的伤亡事件，却被他解读为"中国人利己主义的极端表现"。这种解读方式，颇似现代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标签化"认知，即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单一的性格缺陷。

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则从社会习俗角度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他注意到中国北方居民在争执时往往"重言语轻肢体"，并将此现象归因为"尚武精神缺失"。这个观察本身或许捕捉到了部分社会现象，但其结论却值得商榷。

要知道，冲突中的克制态度反而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但当时的日本学者更倾向将此解读为民族性格的"文弱"，这种认知偏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对武力的过度推崇。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认知转变并非个别学者的偶然观点，而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与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自我定位需求密切相关。

当一个长期处于文化追随者地位的国家突然发现有机会超越昔日的老师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需要否定前人才能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心理机制。

这种心理机制，为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埋下了伏笔。

四种标签背后的认知逻辑

当这些日本学者以考察者身份踏上中国土地时，他们携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有一套已经初步形成的认知框架。

他们笔下的中国印象，既反映了部分社会现实，也投射了自身的文化预设。

其中，关于"唯利是图"的论述体系构建得最为系统。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的分析相对客观，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存在独特的共生关系。

但德富苏峰提出了更具争议性的"逆读《论语》"理论，认为经典之所以强调道德，正说明社会缺乏这些品质。

这种论证逻辑虽然看似机智却经不起推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经典文本与社会现实简单对应的做法，可能忽略了文化理想的引导作用。

在"气质文弱"的标签下，学者们的观察呈现出有趣的矛盾性。

桑原骘藏一方面承认文弱有利于和平，另一方面又断言这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将成为民族发展的障碍。这种看似辩证的论述，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界普遍存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

德富苏峰更是将"文弱"从个人气质扩展到国家特征，认为中国军事注重形式而非实效。这种判断在2025年的今天看来尤其值得商榷，因为现代军事理论恰恰强调战略威慑与实战能力并重。

而对"善于虚言"的观察则展现了最复杂的文化误读。中野孤山在成都任教时，对中国人使用的"久仰大名"等客套话既表示欣赏又保持警惕。

宇野哲人甚至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汉语的声调韵律，认为这种音乐性特征使中文天然适合表达委婉。

这些学者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语言礼貌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日本传统中的敬语系统同样复杂精密。这种对异文化语言特征的过度解读，可能暴露了观察者自身的文化不安全感。

最值得反思的是对"民风败坏"的描写。

小室信介在《第一游清记》中聚焦鸦片、赌博等社会现象，高桥谦则给各省居民贴上了各种负面标签。这些记录虽然可能基于真实见闻，但选择性地忽略了中国社会同时存在的积极面象。

这种观察方式令人联想到现代某些媒体的报道策略，也就是通过放大特定现象来构建整体印象。

更重要的是，这些负面描述在当时日本国内被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认知，这种认知后来被军事集团利用，为侵略行为提供了所谓的"道德合理性"。

这些看似学术性的中国观，最终超出了书本的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1941年，陆军退役的佐佐木到一在《我这样看中国》一文中断言中国"无法实现真正近代化"，这种论调与三十年前的学者观点如出一辙。学术观点与社会偏见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最终演变为一种危险的社会共识。

这种认知偏差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当日本士兵带着"中国人文弱"的预设踏上战场时，他们对可能遭遇的顽强抵抗缺乏心理准备；当决策者相信"中国人善变"的标签时，他们将任何外交努力都视为欺骗策略。

这种认知上的傲慢，最终导致了对形势的严重误判。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这种中国观的演变也反映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心理困境。

日本在急切想要摆脱亚洲身份、融入西方文明秩序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否定邻国来确认自身的进步性。这种通过"他者化"来构建自我认同的方式，在世界近代史上并不罕见。

但值得思考的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应当建立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而非通过贬低他者来获得。

德富苏峰们可能难以想象，他们笔下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会在百年后以全新姿态重返世界舞台。而他们推崇的武力至上理念，最终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但在2025年的今天，这类认知偏差仍以各种形式存在。某些国际媒体对华的报道框架，偶尔还能看到百年前思维定势的影子。

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学会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各种外部评价，但这段历史仍有其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警惕自身可能存在的认知盲区。

中国知网：明治时期德富苏峰的中国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