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共性:在文明的地方豪横，在野蛮的地方懦弱！

古往今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橘生南淮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氛围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我就拿魏征来说，他分别在李密、窦建德、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手下为官，在李密和窦建德手下他偶尔献策，听不听是你的事。在李建成手下，他会为其谋划，并且劝诫李建成的所作所为。而到了李世民时期，魏征却出了奇的放飞自我，他不仅反驳李世民的建议，甚至当着朝堂文武百官与李世民反着干，那么魏征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实就揭示了历史中存在的一个现象:在文明的地方豪横，在野蛮的地方懦弱。

君主制

首先，在文明的地方豪横。如果在一个王朝只有几个人冒死直言，那是这个王朝的悲哀。如果一群人无所顾忌的上书直言，那标志着这个王朝统治清明。而唐太宗时期就是这样，魏征、褚遂良、马周、杜如晦等都积极劝谏，甚至有一次唐太宗去狩猎，孙伏伽拉住唐太宗的马痛斥其玩物丧志，并且说道:陛下要过，就从臣的身上踏过去。最终唐太宗只能作罢，而一个臣子为什么敢这么做呢？他真的不怕死吗？当然不是，这是唐朝统治清明，在这种文明的时期，臣子有一种宾至如归的归属感。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面或许有谄媚之人的投机行为，但更多是对这个王朝的爱。毕竟在君主制，皇帝一怒之下杀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比如唐太宗一怒之下就杀了张蕴古，如果为了功名，房玄龄和杜如晦哪个不是做到了人臣的顶端呢？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开明的君主，他们在文明的时期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皇帝或许一怒之下会杀掉他们，但更多的是他们相信皇帝会采纳自己的建议让整个大唐欣欣向荣，即使他们死了，他们的后人也能感受到唐太宗与他们共同创造的未来。

魏征

其次，在野蛮的地方懦弱，明清以来君主制不断强化，对内实行文字狱，对外卑躬屈膝。这时候人口比唐朝还多，为什么连一个魏征和褚遂良都没有呢？他们别说反对皇帝的意见，就是说一个字都要看一下皇帝的脸色，阿谀奉承之词更是信口拈来。这里面除了畏惧之外，更多是他们对于这种野蛮统治的绝望。他们在皇帝的眼中是奴才，是下等人，那么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对皇帝出谋划策呢？这种懦弱的背后是一个王朝离心率的丧失，既然皇帝把臣子不当人，臣子又怎么会把皇帝当人看呢？

无非的最终结果就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就像严嵩一样一边极力讨好嘉靖，一边加紧给自己的兜里捞银子。他们无非就是捞一笔就跑，然后下一任接着捞，却没有任何一个大臣真心将大明治好。而出现这样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对大明王朝的绝望，他们对于未来的绝望。因此明清才有了走西口、下南洋和闯关东，这种绝望背后是一个民族的衰落，当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不是为了做事，而是为了明哲保身时，这个王朝的未来又能走多远呢？甚至清朝后期，贪腐成风，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成了常态，明清从制度到经济再到文化，可以说烂透了！

王朝

最后，越是野蛮的王朝，他的数据就越容易造假，从宋仁宗的泰山封禅到朱元璋时期的污吏横行再到康乾盛世的饿殍遍地。盛世的底线越来越低，但这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再华丽的数据也难以掩盖腐朽不堪的事实，再华丽的歌功颂德也难以掩盖人们内心渴望逃离这片野蛮之地的渴望。反观唐朝，开明的背后是人才可以无所顾忌的人尽其才，然后促进大唐的繁荣稳定，从百姓到臣子看到了未来可期的模样。而这就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别说你打开边境让他们走，你就是赶都赶不走他们。

而不仅他们，各国的遣唐使纷纷络绎不绝的来到长安，有的甚至在这里定居做官。数据会骗人，但结果不会，如果明清再怎么造假，他们营造不出遣唐使络绎不绝的景象，不仅没有粉饰太平，而且还是哗众取宠。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谴明使和谴清使的原因，而人才的豪横是让这个王朝开枝散叶，是让这个民族更加辉煌。燕国因为郭槐的豪横而召开乐毅这样的名将，并在五国伐齐时重创齐国。齐王因为邹忌的豪横而广开言路，最终齐国击败强大的魏国。反观魏惠王，臣子的赞美此起彼伏，而魏国的实力越来越弱。

广开言路

一个王朝最可悲的不是大臣豪横，而是大臣懦弱。李自成兵围北京，明朝文武大臣没有一个劝谏，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制度，这样的王朝，这样的君主，压根不值得自己用生命去犯险。崇祯在煤山自尽的遗书里痛斥文臣漠视社稷存亡时可曾想到，曾经周延儒也痛斥时弊，却被崇祯误认为背叛，更滑稽的是，朝党攻击周延儒贻误军情、勾结后金等一些毫无实据且捕风捉影的攻讦时崇祯竟然信了，他甚至在周延儒自缢后害怕其不死，还让人把钉子钉在周延儒身上。其实周延儒如果真的贻误军情和勾结后金，清朝就不会在修明史时将其列为奸臣了。这就像一个典故:你开了个玩笑，他一笑了之，说明只是玩笑。你开了个玩笑，他急了，大概率说明你戳中了他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