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沈阳日报）
转自：沈阳日报
□谢晓丰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初次读到虞世南这首《蝉》，第一感觉这首诗应是咏物诗中上乘之作。一只鸣蝉，以清露为饮，身栖桐树之上，虽然声音传得很远，但并非借力于秋风。字句清雅，意境高远，仿佛一位隐士在林间闲谈，不疾不徐，却自有力量。然而，若将这首诗与其作者虞世南的一生对照来读，便能品出更多的意味来。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历经南朝陈、隋、唐三朝，最终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辅臣，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的一生，如一只蝉，不事张扬，却凭自身的修为，终得清声远播。
虞世南出身于江南士族，自幼聪颖好学，与其兄虞世基并称“二虞”，名动一时。然而，他并没有像其他江南士子那样，沉溺于南朝温柔乡和诗酒风流。当天下大乱，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之际，他选择随同兄长北迁，进入隋朝仕途。在隋朝，他虽官至秘书郎，却始终未得重用，甚至一度因隋炀帝猜忌而险遭不测。大业末年，天下再次陷入动荡，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虞世基（其兄）亦被杀，而虞世南却因平日谨慎低调，得以幸免，随即投奔了李世民的秦王幕府。
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在李世民麾下，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明主。李世民爱才，尤重德行与学识，而虞世南恰恰二者兼备。他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一同辅佐李世民，参与机要。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开创贞观之治，虞世南更受重用，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公，人称“虞永兴”。贞观十七年，他与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等二十四位功臣一同被绘像凌烟阁，成为唐朝开国元勋的象征。
然而，与其他功臣相比，虞世南的“功”显得尤为特殊。他并非冲锋陷阵的将领，亦非运筹帷幄的谋士，他的贡献，更多在于“德”与“文”。他是李世民的“谏臣”，亦是“文胆”。李世民好大喜功时，他直言劝谏；朝廷文书需要润色时，他挥毫立就。他的学问渊博，书法造诣极高，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他的《孔子庙堂碑》，至今仍被视为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
这首《蝉》诗，正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贞观年间，他已年近古稀，位居高位，却始终保持清醒。他深知，自己的声望与地位，并非来自权势的攀附，亦非凭借他人的吹捧，而是源于自身的德行与才能。正如蝉饮清露、栖于高桐，声音自然能够传远，无需借助秋风的力量。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两句诗，看似写蝉，实则写人。蝉的高鸣，不是因为秋风的吹送，而是因为它站在了高处；人的声望，不是因为外力的提携，而是因为自身的修为。虞世南以蝉自况，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一生的处世哲学——不事张扬，但凭实力；不攀附权贵，但求问心无愧。
他从不以鲲鹏鹰虎自居，而是甘愿做一只不甚起眼的鸣蝉。他从不争功，却总能在关键时刻进谏忠言；他从不炫耀才华，却以书法与学问赢得世人敬重。这种自知之明，正是他能够在三朝为官不倒、最终位列凌烟阁之关键所在。
做人做事，何尝不应如虞世南的蝉？不必刻意追求外在的风光，而应注重内在的修为；不必依赖他人的提携，而应依靠自己的努力。唯有如此，才能像蝉一样，站在高处，发出清远的声音，且这声音，无需借助任何外力，自能传得悠远。
虞世南的一生，如同一只蝉，安静地栖息于高桐之上，以清露为食，以清声为鸣。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恒久的德行与才华，赢得了历史的尊重。他的蝉意人生，不仅是一种处世哲学，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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