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们不要胡来！我是南支派遣军8114部队司令部的翻译官！」
1944年深圳街头，15岁的陈敏学被日军巡逻队拦下，两个日本兵正商量着要砍他的头。
可不到一年，日本投降，这个被全城痛骂的"小汉奸"挎着驳壳枪站上受降台，日军看见他脸色煞白。
01
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占领广州。深圳作为连接香港与内地的咽喉要道，成为日军重点控制的区域。日军在此驻扎重兵，切断中国内地从香港获取物资的生命线。
10月11日深夜，深圳东门老街叶屋村。
九岁的陈敏学趴在自家旅店二楼课桌前，借着油灯的光写大字。窗外突然传来闷雷般的响声，一声接一声，越来越密集。
母亲冲进房间，一手抱起一岁的弟弟，一手拉着三岁的妹妹，把两个孩子塞进木柜。
「敏学，快趴床底下！」
父亲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
陈敏学来不及多想，钻到床底。木板床很矮，他的后背紧贴着床板，能闻到发霉的气味。
炮声越来越近。
整栋楼开始摇晃。
凌晨时分，一枚炮弹呼啸而来，精准命中旅店三楼。冲击波掀翻屋顶，木梁断裂的声音刺耳尖锐。床板猛地压下来，压得陈敏学喘不过气。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安静下来。
陈敏学从废墟里爬出来，满身灰土。父亲扒开碎砖烂瓦，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拉出来。三个人都还活着，可旅店已成一片焦土。
天亮后，陈敏学站在街头，日本兵端着刺刀在街上巡逻。几户人家的门板被踢开，里面传出女人的尖叫。一个老人跪在地上磕头，日本兵一脚踹翻他，用枪托砸他的后脑勺。
陈敏学想冲过去，父亲按住他的肩膀，手指用力到发白。
「别动。」
深圳沦陷后的第三天，全家搬进舅舅家的小破屋。那是东门老街巷子深处的一间石头房，只有十来平方米，原本住着舅舅一家五口，现在又挤进陈敏学一家六口。
旅店没了，家里断了生计。
父亲每天出门找活干，可日军占领后，商铺倒闭大半，码头也停了工。他从早转到晚，两手空空回来。
母亲的奶水断了。
一岁的弟弟饿得整夜哭，声音越来越弱。十一月的深圳已经转凉，夜里气温降到十几度。弟弟穿着单薄的小褂子，小脸冻得青紫。
某天早晨，弟弟不哭了。
母亲抱着他晃了很久，他已经没了呼吸。
三岁的妹妹不懂事，还问：「哥哥怎么不哭了？」
母亲没回答，只是坐在墙角流眼泪。陈敏学想安慰她，可不知该说什么。父亲用一块破布包起弟弟，趁着天黑埋在村外的荒地里。
没过多久，妹妹也病倒了。
她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喊着要吃饭。可家里连米糠都找不到，只能喂她树皮煮的水。妹妹喝了几口，吐得更厉害。
1939年1月，妹妹死了。
陈敏学亲手抱着她去荒地，挖了个坑，把她放进去。填土时，他看见妹妹的小手露在外面，瘦得只剩皮包骨。
不到三个月，家里死了两个孩子。
1940年6月某天下午，舅舅从文锦渡海关回来。
他在码头扛麻袋，那天照常去干活。路过海关时，一个日本兵拦住他，指着地上，示意他鞠躬。
舅舅是个硬骨头。他在码头干了二十多年，什么苦都吃过，就是不肯向日本人低头。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日本兵用枪托砸他的后背，舅舅跪倒在地。日本兵又踢他的腰，让他趴下磕头。舅舅咬着牙，就是不趴。
日本兵恼了，抡起枪托朝舅舅肚子上砸。一下，两下，三下。舅舅吐出一口血，倒在地上。
日本兵还不解气，又踢了几脚才走。
码头工人把舅舅抬回来时，他已经说不出话。陈敏学看见舅舅的衣服全是血，肚子鼓得老高。舅舅躺了一夜，天亮前咽了气。
母亲说，舅舅是肝胆破裂，内脏都碎了。
陈敏学蹲在舅舅的尸体旁边，看着这个曾经扛得动两百斤麻袋的壮汉，现在像一堆烂泥。
那一刻，仇恨的种子在十一岁男孩心里生根发芽。
舅舅死后，表哥扛起养家的担子。
表哥十七岁，比陈敏学大六岁。他每天天不亮就去码头，争抢扛麻袋的活。一袋麻袋一百斤，扛一趟给两个铜板。表哥一天能扛十几趟，赚够一家人的口粮。
可那时候深圳已经没什么货物进港。码头上十几个工人抢一袋麻袋，表哥经常抢不到。他饿着肚子在码头等一整天，最后只能空手回来。
1940年8月，表哥倒在街头。
路人发现他时，他已经没了呼吸。验尸的人说，他是饿死的，胃里什么都没有。
陈敏学数了数，两年不到，他失去了四个亲人。
02
日军占领深圳后，效仿在东北的做法，推行奴化教育。他们在各地开设日语学校，强制征召儿童学习日语，企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这些孩子长大后，将成为日军统治的工具。
194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东门老街的巷子里响起脚步声。
陈敏学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三个汉奸站在门口，领头的那个腰上别着枪。
「家里有孩子吗？」
领头汉奸问。
母亲从屋里走出来，把陈敏学拉到身后。
「十岁正好。」汉奸咧嘴笑，「日本人开了学习班，教孩子学日语。愿意读书的，每人每周发三两米。不愿意的……」
他拍拍腰间的枪。
「要杀头。」
母亲抓紧陈敏学的肩膀。
陈敏学听见「三两米」三个字，眼睛一亮。他从母亲身后钻出来，大声说：「我去！」
母亲想拉住他，可手没力气。
「真的每周发三两米？」陈敏学问。
「当然。」汉奸说，「日本人最守信用。」
陈敏学回头看母亲一眼，说：「阿妈，三两米够咱们吃好几天了。」
母亲眼圈红了，却没说话。
第二天一早，陈敏学跟着五十多个孩子来到一座破庙。庙里的神像被砸烂了，墙上写着日文标语。一个日本教官站在门口，板着脸挨个检查。
教官叫龟山，三十来岁，脸上有道刀疤。他指着地上的垫子，让孩子们跪成几排。
「从今天起，你们学日语。」
龟山用生硬的中文说。
「学会了，就是皇军的人。学不会……」
他拔出腰刀，在空中挥了一下。
孩子们吓得不敢出声。
龟山开始教五十音图。他念一个音，让孩子们跟着念。有几个孩子发音不准，龟山走过去，扬手就是一耳光。
陈敏学跪在第三排，紧紧盯着龟山的嘴型。他发现自己能听出每个音的细微差别，也能模仿得很像。龟山念「あいうえお」，他就跟着念，发音标准得连龟山都停下来看了他一眼。
下课后，孩子们排队领米。
每人一个小碗，装三两米。陈敏学捧着碗，生怕洒了。他小心翼翼走回家，把米交给母亲。
母亲接过碗，没说话。
她知道这三两米意味着什么。
陈敏学在学习班待了两年多。
他的语言天赋很高，五十音图背得滚瓜烂熟，常用词汇记得比其他孩子都快。龟山每次提问，他都能答上来。半年后，他已经能用日语说简单的句子。一年后，他能跟日本兵对话。两年后，他的日语流利得像个日本人。
龟山很满意。
他开始单独教陈敏学一些军事用语，还让他背诵日军的部队番号、军衔称呼。陈敏学不知道龟山要干什么，只是照做。
1943年春天，陈敏学十三岁。
龟山把他叫到办公室，说：「铃木，我要带你去司令部。」
陈敏学愣了一下。
「铃木是谁？」
陈敏学皱眉。
「就是你。」龟山拍拍他的肩膀，「从今天起，你就是日本人的孩子了，叫铃木三郎。」
陈敏学没反应过来。
龟山又说：「你日语学得好，皇军需要你去当翻译。」
陈敏学心里一沉。
这意味着自己要离开家，要跟日本人住在一起，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汉奸。
可他能拒绝吗？
不能。
03
1943年5月，陈敏学搬进日军营房。
营房在深圳墟一带，是日军占领后改建的兵营。陈敏学被安排在一间小屋，屋里有四张木板床，住着三个日本兵。他睡最靠门的那张床，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跟日本兵一起出操。
陈敏学第一次穿上日军发的衣服时，扯了扯领口，衣服像绳子勒着脖子。
那是一套卡其色的军装，领口绣着日文番号。他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像个日本人。
龟山带他去司令部报到。
司令部设在一栋两层小楼里，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卫兵。龟山领着陈敏学走进去，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办公室。
「这是铃木三郎，新来的翻译。」
龟山对办公室里的军官说。
军官抬起头，打量陈敏学。
「会说日语？」
「会。」陈敏学用日语回答。
军官点点头，说：「以后你就在这里干活。有什么文件需要翻译，我会叫你。」
陈敏学鞠躬，说：「是。」
在司令部的头几天，陈敏学每天就是翻译文件。
那些文件大多是日军写给维持会的通知，内容是征粮、征劳工、封锁道路之类。陈敏学把日文翻译成中文，交给维持会的汉奸，汉奸再拿去执行。
他很快发现，司令部里能接触到很多情报。
比如，哪天日军要去哪个村扫荡，准备抓多少人，带多少兵。这些信息都会提前写在作战计划里，陈敏学翻译时，都能看到。
他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手无缚鸡之力。就算知道这些情报，也没办法传出去。他不认识游击队的人，也不敢去找。万一被日军发现，全家都要遭殃。
陈敏学只能忍着。
司令部地下室是审讯室。
陈敏学第一次去审讯室，是给日军当翻译。
那天，日军抓了五个中国人，说他们勾结游击队。审讯官让陈敏学翻译问话，他站在一旁，看着那五个人跪在地上。
审讯官问：「你们是不是游击队？」
陈敏学翻译成中文。
五个人都摇头。
审讯官冷笑一声，挥挥手。两个日本兵走过去，抽出皮鞭，朝其中一个人背上抽。皮鞭抽在肉上，发出啪啪的响声。那人惨叫一声，趴倒在地。
日本兵又抽了十几鞭，那人的衣服被抽烂了，背上全是血。
审讯官又问：「说不说？」
那人咬着牙，不吭声。
日本兵又换了一种刑具，把那人吊起来，用竹签扎他的指甲缝。那人疼得直冒冷汗，抓紧拳头。
陈敏学站在一旁，手心全是汗。
审讯持续了三个小时，五个人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最后，有两个人招了，说自己给游击队送过粮食。审讯官满意地点点头,让人把他们拖走。
那两个人活不了了。
此后，陈敏学经常被叫去审讯室当翻译。他看见一个个中国人被折磨，听见他们撕心裂肺的惨叫。有的人被打断肋骨，有的人被烧红的烙铁烫，有的人被灌辣椒水。
陈敏学每次回到宿舍，都会做噩梦。他梦见自己也被吊在审讯室里，日本兵用皮鞭抽他，用竹签扎他。他想喊，可喊不出声。
他恨日本人。
可他又无能为力。
陈敏学只能偷偷帮助一些中国人。
他把自己每月领到的津贴，分给巷子里的穷人。他看见有人饿晕在街头，会把身上的干粮塞给他们。他听说审讯室里关着几个游击队员，会趁日本兵不注意，偷偷给他们送点吃的。
04
东江纵队是华南地区最活跃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活动范围覆盖深圳、东莞、惠阳一带。他们采取游击战术，袭击日军据点，解救被关押同胞，让日军头疼不已。而地下党组织一直在寻找机会，在敌人内部安插卧底。
1943年12月某天深夜，陈敏学从司令部回到家里的小破屋。
他刚推开门，就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黑影。
陈敏学吓了一跳，下意识想喊。
黑影说：「别喊，我是东江抗日游击队的。」
陈敏学愣住了。
他听说过东江纵队的大名。日本兵每次抬着伤员回营房，都会骂「八嘎呀路」，骂的就是游击队。
可游击队的人怎么会找上门来？
陈敏学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对方是来「锄奸」的。
黑影似乎看出他的顾虑，说：「别怕，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帮过老百姓，还救过游击队员。」
陈敏学想起自己给审讯室里的人送过吃的，握紧的拳头松开了。
黑影又说：「今天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们做点事。」
「什么事？」
「当情报员。」
陈敏学没说话。
黑影继续说：「你在日军司令部当翻译，能接触到很多情报。这些情报对我们很重要，能救很多人的命。」
「可是……」陈敏学犹豫了，「我要是被发现，全家都要死。」
「我知道。」黑影说，「所以我们会保护你。你只需要把情报写在纸条上，交给谷行街同生茶叶店门口卖烟的老伯。记住，什么也别问，不能告诉任何人。」
陈敏学沉默了很久。
死去的弟弟妹妹，被打死的舅舅，饿死的表哥，还有审讯室里那些被折磨的中国人，他们的惨叫在耳边回响。
他抬起头，说：「我答应你。」
黑影点点头，转身离开。
临走前，他说了一句：「你也想为家人报仇吧？」
陈敏学没回答。
可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05
从那天起,白天，他在司令部当「铃木三郎」，给日军翻译文件，旁听军官开会，记录作战计划。晚上，他回到小破屋，把白天记住的情报写在小纸条上。
纸条很小，只有火柴盒那么大。陈敏学用铅笔写字，字迹很小，一张纸条能写十几个字。
比如：「明早到甘坑，一个中队，过布吉。」
再比如：「关押三人，牢房在地下室，明天午夜转移。」
他把纸条藏在衣服夹层里，第二天路过同生茶叶店时，装作买烟，把纸条塞给卖烟的老伯。
老伯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总是眯着眼睛打瞌睡。陈敏学把纸条塞给他时，他连眼皮都不抬，只是点点头。
陈敏学传递的第一份情报，是关于日军扫荡计划。
那天，陈敏学翻译了一份作战计划。计划上写着：日军准备在三天后对龙岗一带扫荡，出动两个中队，共三百多人。
陈敏学记下这些信息，当晚写在纸条上，第二天交给老伯。
三天后，日军出发去龙岗。
可他们扑了个空。
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老百姓早就转移了。日军在村里搜了一整天，什么都没找到。军官气得摔帽子，骂手下无能。
陈敏学站在一旁，心里暗自庆幸。
此后，陈敏学传递了越来越多的情报。
他把日军的部队番号、长官名字、兵力配置、武器装备、扫荡计划、关押地点，全都记下来，写在纸条上，交给老伯。
游击队凭借这些情报，多次躲过日军的扫荡，还成功救出几个被关押的战友。
日军连续行动失败，开始怀疑内部出了问题。
军官召集所有中国籍翻译、伪军、汉奸，挨个盘问。有些人被关进审讯室，用刑逼供。有几个汉奸扛不住，胡乱招供，结果被拖出去枪毙了。
危险正在逼近。
可陈敏学不能停下。
前线的战友还等着他的情报。
1944年初，陈敏学的顶头上司因为办事不力被免职。
新来的军官不认识陈敏学，不让他自由出入司令部。陈敏学失去了接触核心情报的机会，情报传递突然中断。
陈敏学连着三天睡不着觉。
他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去找退役日军军官、安东洋行的老板。
那个老板叫田中，退役前是日军少佐。他早就想招揽陈敏学，可陈敏学一直没答应。现在陈敏学主动上门，田中脸上堆满笑容。
「铃木君，你终于想通了？」
田中笑着说。
「是的。」陈敏学鞠躬，「请您多关照。」
田中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来我这里，肯定不会亏待你。」
安东洋行是日军的走私据点。
洋行表面上做生意，实际上是帮日军走私物资、传递情报。田中虽然退役了，可他和日军高层关系密切，经常有军官来洋行谈事。
陈敏学在洋行当翻译，负责处理账目和文件。
他很快发现，洋行的账目里藏着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比如，某批货物运往哪里，数量多少，什么时候到。这些信息可以推测出日军的物资调动和兵力部署。
陈敏学把这些信息记下来，写在纸条上，继续交给老伯。
可好景不长。
1944年夏天，日军连续几次行动失败，损失惨重。日军高层震怒，下令严查内鬼。
排查范围越来越大，所有中国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某天下午，两个宪兵突然冲进洋行，把陈敏学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