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研究显示：40岁及以上高校教师，疾病检出率明显上升

11月2日，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讣告：该校42岁教师王猛，因病不幸逝世。

10月25日，湘潭大学计算机学院年仅37岁的刘昊霖教授，因突发疾病，不幸逝世。

不完全统计显示，2025年已有超过70位中青年学者逝世，年龄多集中于30至50岁。由于统计仅基于网络公开信息，实际个案数量可能更多。

接连发生的个案，已为高校教师群体的健康状态拉响了警报。

40岁及以上高校教师

疾病异常检出率明显上升

上述个案背后，是高校教师普遍存在的健康隐忧。鲍威、谢晓亮和王维民在《玻璃大厦：高校教师职业负荷对健康的影响》一文中指出，2020年教师节，我国研究机构公布了基于约3万名教师的职业心理现状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高校教师不仅存在严重的职业心理健康问题，其生理健康也呈现恶化趋势，体检异常率高达90%，亚健康现患率接近70%。

更为具体的数据揭示了健康风险的集中方向。该文表示，高校教师部分健康观测指标呈现逐年恶化的趋势。2015年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为45.17%，三年后增加到58.95%；女性教师乳腺结节的检出率在2014—2018年从31.36%增至42.17%，呈明显增长态势。此外五年间，高校教师的高血压及高血糖检出率分别从14.60%、6.52%增至17.30%、7.88%。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同龄群体，高校教师在甲状腺结节与乳腺结节的检出率上分别高出9.95%和7.42%，在肿瘤性疾病方面的异常率明显偏高。

来源：鲍威、谢晓亮、王维民，《玻璃大厦：高校教师职业负荷对健康的影响》。

高校教师的健康问题，与年龄增长呈现出明确的正向关联。论文中把高校教师划分为青年教师（≤40岁）、中生代教师（41～50岁）和资深教师（51～65岁）三个亚群体进行比较，发现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结节及乳腺结节等异常指标的检出率，均随着教师年龄递增而上升，中生代教师和资深教师的生理疾病异常检出率明显高于青年教师。

来源：鲍威、谢晓亮、王维民，《玻璃大厦：高校教师职业负荷对健康的影响》。

这一趋势结合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来看，令人担忧。根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已达188.52万人，且队伍结构正在老化——50岁以上的教师占比从2012年的11.5%提升至2021年的20.3%。这意味着，面临健康风险攀升年龄段的教师群体正在不断扩大，使得高校教师的健康问题愈发具有普遍性和紧迫性。

为高校教师减负

提升其工作幸福感

高校教师的健康危机从何而来？超负荷的工作压力是核心原因之一。比利时研究者发现高校资深教师每周工作投入达到50.4小时，其中12%的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间甚至超过60小时。由于教师绩效评估制度的强化，高校教师不得不在项目申请、项目考核等事务及烦琐的表格填写中耗费大量精力，相关研究显示这些事务占用时间已高达总工作时长的44.3%。

这种高强度、多任务并行的工作模式已成为常态。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格洛丽亚·马克斯2023年撰写的文章《多任务处理是学术生产力的天敌》中谈及，教学、科研、写作、会议挤占了教师的所有时间，而高校却很少顾及“教师一天的时间也有限”这一基本事实，多重任务成为他们压力倍增的主要来源。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改善的行动已在路上。政策层面，国家高度重视教师福祉。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月20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专门提到了要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为提升教师福祉与职业荣誉，2024年12月初，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举措》，第一条提到的就是教师的医疗健康——各地教育部门应每年组织教师免费进行一次身体健康检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心理辅导等服务，建立教师健康档案；鼓励各地教育部门因地制宜组织教师开展休养、理疗保健等活动；鼓励各地对当地教师的医疗提供方便，开展面向教师的健康宣教等服务。这些举措从制度上为教师健康保驾护航。

今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再次强调要“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

在实践层面，海外高校的一些改革举措，或许可为中国高校提供有益借鉴。

美国纽约州的史基德摩尔学院采取了渐进式的改变，以免因为步幅过大带来意料之外的工作负担。例如，学校延长了终身教职后评估的周期、修改教员手册以褒奖服务性工作、针对学校核心委员会采取轮换任职制度、增设副职以分担系主任的职责，同时，对在学生“指导性学习”（包括专题研究、协作研究等）过程中的负责教师进行奖赏。

纽约市立大学则与学校师生工会(The Professional Staff Congress)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将对全职教师的教学量进行调整，以便教师有更多时间为学生提供咨询、解答疑问以及进行研究工作。协议规定，在至少三年的时间内，纽约市立大学将教师的年教学量减少三个学分的时长，约为一门课程。

{数据链接}

据麦可思研究此前发起的投票，高校教师最迫切的减负诉求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精简会议、优化流程、改善考核等五个方面，每一项的得票率均超过50%。

要扭转高校教师健康风险偏高的严峻局面，关键在于将原则性的“减负”与“健康支持”转化为可执行的制度细节。

对此，高校管理层可以立即推动以下两方面的具体工作：

其一，推动结构性减负。核心是减少教师在非核心学术事务上的时间消耗。可借鉴文中案例，实质性调整教师工作量计算方式，例如为承担重要科研或学生指导任务的教师核减部分教学课时；同时，应简化报销、考核与项目申报流程，明确行政人员在此类事务中的主体责任，将教师从繁琐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其二，建立刚性健康支持体系。应超越“组织体检”的初级阶段，建立教师健康档案的追踪与干预机制。例如，对检出重点异常指标的教师，提供带薪的复查假与便捷的就医通道；并可根据院校特点，将文中提及的“休养、理疗”等活动，制度化、常态化地纳入教职工福利，确保健康关怀能够切实落地。

唯有通过具体而坚定的制度调整，才能真正守护好教师，实现学术发展与教师健康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