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成为「剧场」，观剧指南奉上

2025第三届“三联人文城市奖”再次回到成都。作为建筑与城市领域的奖项，本届三联人文城市奖设置一个组委会特别奖和五个子奖项——建筑贡献奖、公共空间奖、社区营造奖、生态友好奖、城市创新奖。

其中，成都传媒集团“东郊记忆·成都国际时尚产业园”项目凭借对工业遗存的文化再生，获组委会特别奖。颁奖词提到：“东郊记忆开创了迥异于开放空间和商业地产传统设计套路的新型城市公共资源组织范式……东郊记忆的成功，生动揭示一条朴素真理——人心向背才是决定城市空间兴衰的底层逻辑。”

作为一个经常去东郊记忆的成都人，不得不说这个颁奖词总结得很到位，完全击中本地人的体感；同时，也与有荣焉，毕竟我也为东郊记忆的成功贡献过一点热量。

每届三联人文城市奖，我们都会重点关注年度分享，这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精神盛宴。今年的分享在西村举行，主题为“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

贾樟柯、戴锦华、李敬泽、李晓江等来自电影、文学、建筑领域的“大脑”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城市作为“剧场”所承载的故事与可能。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今年大咖们又带来哪些新观察和好故事？

01/

电影导演，

是读懂城市

和奏响空间的人。

分享人：贾樟柯

导演、编剧，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

对贾樟柯而言，勘景绝非单纯寻找拍摄地，在感受和选择城市空间的过程中，已悄然奠定电影的视觉风格与人文特质。

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曾说，在拍摄一部电影以前，可以尝试与空间交谈几分钟。受到他的影响，贾樟柯逐渐领悟到空间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故事与情感，能反向赋予创作者灵感。

在他看来，空间无人使用便如未奏响的乐器，而导演便是奏响这个空间的角色。他谈到，他的电影灵感来源大致分两种，一是人物，另一个便是空间。

他在纪录片《公共场所》里首次尝试以空间为主题，拍摄地是山西大同。当时，受到能源枯竭的影响，当地社会正在发生改变，贾樟柯在当地的汽车站、卡拉 OK 厅、餐厅等公共空间，捕捉到大量即兴发生的人间故事，深刻体会到城市空间作为 “戏剧舞台” 的价值。

印象最深的是，推开已经废弃的工人俱乐部大门时，从布满尘土但依然精美水晶灯、旋转楼梯、座椅中感受到了时代变迁，这一感悟也为后来在成都拍摄《二十四城记》提供了灵感联结。在他看来，对导演而言，往往首先要变成一个读城市的人，聆听城市的人，然后从城市空间里感受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变化。

同时他谈到，平遥国际电影展的选址，也充分考虑到了电影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一方面，古代的城市结构还在；另一方面，生活还在，店铺、理发店、小摊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意味着我们把一个电影展放在了一个真实的生活场里面。”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平遥电影宫，它由清华大学设计研究院在原柴油机厂旧址上重新设计、改造而成，不仅为影展提供了载体支撑，也成为了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

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就曾讨论过“城市再生”，贾樟柯还为此拍摄过一部纪录短片。那么，何为城市再生？

电影和城市更新，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实则一脉相承。正如贾樟柯发现，在文化生态多元化的当下，电影行业逐渐呈现社群化、垂直化特征，不同影片对应不同受众群体，同样，许多城市新建筑、新空间开始聚焦具体社群的需求，注重与使用者的互动，关注人们的生活感受，打造适配特定群体的兴趣空间。

他提到，过去有种建筑，我们称之为 “纪念碑”，记录历史大事件，是某一种历史的阶段的总结。而未来，或许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建筑，它将是人们生活的相册、录像，甚至是家庭的录影，在这里，大家回到个人的时代，逐渐关注具体的人，成为具体的人。

02/

城市就是此地，

就是此时此刻，

就是我们在的地方。

分享人：李敬泽

文学评论家、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今年，三联人文城市奖年度分享的主题叫“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李敬泽发现，很多年前，就有人对这个题目做了非常精彩的回答。诗人卞之琳在《断章》中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诗写于90年前的10月，当时卞之琳在济南做中学老师，这首诗写的不仅仅是现代城市，某种程度上写的也是后现代城市，是一首关于预言的诗，预言着城市可能的未来。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也许城市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剧场，根本就没有故事发生。

李敬泽认为，与卞之琳的逻辑完全相反的，是我们过去对于城市想象的古典逻辑。

另一位诗人辛弃疾，他是济南人，他有一首经典的写元宵的诗：“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众里寻他，最后一定能寻到。在李敬泽看来，这和卞之琳诗里各自孤立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城市曾经是我们生活中的奇观，我们的远方，是我们怀着梦想奔赴的地方，可以说全世界都如此。城市一开始就被想象为一个梦想剧场，其间的人们怀着梦想，而且要梦想成真。

正是在这个逻辑下，全世界都在城市化，我们都在奔赴城市。现在，对于这个世界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城市不是远方，不是彼岸，城市就是此地，就是我们的此时此刻，它不是我们奔赴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敬泽认为卞之琳是有洞见的。他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从乡村奔向城市的时候，要摆脱乡村的绝对的必然性，迎来自由、新的选择，城市就是我们的必然性。

李敬泽看到一个矛盾：旧的想象、逻辑还依然有效，同时对于城市的全新认知正在生成。因此，很多文化上的分歧，代际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尖锐，实际上是基于特别简单的理由。

就是，关于城市的想象，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我们如何认识自我，如何领会我们与世界关系的问题。

03/

城市“成年”后，

应该走自己的路，

且只会走自己的路。

分享人：李晓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李晓江带来一个新鲜的视角：“成年的城市”。城市发展几百上千年，为什么才“成年”？对“成年”的理解，李晓江认为，应该是从国家进入市场经济、城市进入市民社会算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达到的一个阶段。

城市“成年”后，发展动力在哪里？李晓江觉得有两点：一是真正关切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二是价值的转变，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审美需求成为最重要的新需求。尤其是Z世代，更追求事业和生活的平衡，以及更多支配时间的自由。

所以在今天，情绪价值、婚姻价值、审美价值变化的情况下，还要保持烟火气、文艺范、地域性、国际化，城市空间如何应对，这是李晓江一直研究的课题。

他列举了几类城市空间。首先是住宅。房地产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冷静”下来，设计者应该学会应对这个变化，特别是日益提高的人居环境需求。

其次是写字楼。大城市写字楼空置率越来越高。楼宇闲置不单是市场问题，更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所致。怎么使用这些楼宇，成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第三商业综合体。这是消费的一个晴雨表。消费方式和需求对空间的塑造，在商业综合体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是工业园区。李晓江好奇，为什么很难见到10年前那种大厂园区？因为背后的逻辑变了，未来的创新可能不发生在园区，而发生在住区。中大布匹市场就是一个例子。知名服装品牌“例外”的创始人，当年就是中大布匹市场的一个小裁缝，租了一间门面，最后做成了中国自创奢侈品牌的Number one。

因此，李晓江得出一个结论：城市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城市的发展路径。当一个城市成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应该走自己的路，且只会走自己的路。动画电影《哪吒》为什么是成都出品？在李晓江看来，道理很简单，做哪吒的人一定喜欢成都，成都吸引了这样一群人，就会创造这样的产品。

李晓江想起20多年前在成都打车的经历，出租车司机跟他聊李劼人，告诉他天回镇在哪里，李劼人住哪个巷子，把他震惊了。这无异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跟乘客聊老舍、曹禺，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聊鲁迅、巴金。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说，成都人都会读书看报。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

所以李晓江坚信，城市的价值最终一定是往老城区回归。一个城市“成年”的时候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剧本？他认为有两个放弃：一是摆脱增量时代的发展路径；二是摒弃贫困时代的审美遗产，比如以新为美、以大为美、以高为美。我们应该做的，是关切人的差异性，关切弱势群体的诉求，实现空间正义。

04/

理解残障人士需求，

靠专业，不靠善良。

分享人：黑灯

脱口秀演员

脱口秀演员黑灯去过国内外上百个城市。最常出入的是机场、高铁站、酒店和剧场。然而，一次赶高铁的经历，让他瞬间崩溃。

那天他从酒店出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前往高铁站。不到500米的路上，反复提起箱子N次。旅行箱轮子直径不过5厘米，遇到两厘米高的坎就过不去。更糟的是，在一个隔离墩前，箱子滑了过去，他的腿却狠狠撞在石墩上，瞬间肿起。那一刻，他彻底破防。

他忍不住质问：这些石墩的意义何在？只是为了拦车？可他明明看见有几辆车就停在旁边——石墩被人挪开，公共空间成了私人停车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把路修平？

走过那么多城市，他感到国内即便领先的城市，依然存在种种不便。比如电动车问题。有的城市，没有专用非机动车道。商业综合体由世界级大师设计，却未考虑电动车停放。保安只管维护形象，禁止停车，但商场离地铁站七八百米，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正是电动车或共享单车。这些需求被谁忽略了？

当然也有好的体验。深圳机场的光线柔和，广告牌不刺眼，登机口标识清晰可见。成都天府机场也做得不错，登机口黑底白字，对比度高，老远就能看清。

他认为，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中，少数群体的需求被忽视了。中国有8000多万残障人士，却在街上很少见到——正是因为硬件和软件的双重缺失。这种忽视源于成长环境的隔离：按照6%的比例，每个班级应有3位有特殊需求的同学，但大多数人从未接触过他们，自然不了解他们的能力和需求。

盲人就是一个例子。完全失明的只占盲人总数的1/8，更多人是弱视或视力模糊，需求十分细分。过去，中国巨大的单一市场让企业只需做到60分就能盈利，这些细分需求就被忽略。如今狂飙突进的时代过去，越来越多人开始愿意挣“慢钱”“小钱”——投入一百万，每年赚五万，虽然少，但比赚不到好。

近期关于无障碍设计的讨论让黑灯看到希望。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设计师专业地考虑残障需求，而不仅是依靠善良。他在微博上分享经历后，虽然有人骂，但更多人开始思考。

黑灯提醒我们：残疾不是特定人群的标签，而是任何人都可能进入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以70岁寿命计算，人有11%的时间处于残障状态——无论是婴儿期还是老年期。今天为他人多做一点无障碍设计，就是为未来的自己留一条后路。

05/

重构有生命的社群，

未来的城市才不会

只是赛博朋克奇观。

分享人：戴锦华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戴锦华以1920年代的默片《大都会》开篇，这部由弗里茨·朗执导的电影，是讨论“电影与城市建筑空间”绕不开的起点，它不仅开启了以都市为舞台的未来想象，更奠定了此后同类故事的核心模式。

《大都会》创造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城市空间范式：巨构式建筑向天空无限延伸，高密度的居住与公共空间，是光鲜的未来图景；建筑之下，藏着生产空间，那里是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场域。

这种空间分层对应着社会分层与隔绝。如今，电影中的场景不再遥远——垂直城市的布局，早已成为现实都市的常态。更关键的是，它埋下一个伏笔，此后电影中的“未来城市”，很难跳出悲观叙事的框架。

战后好莱坞电影衍生出“赛博朋克”这一子类型。赛博朋克的未来城市，有三个特征：空间的割裂与废弃、技术与生存的矛盾、城市的无序化。城市里既有高耸入云的塔楼，也有穷街陋巷——这些并非单纯的“阶级放逐空间”，而是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废弃地带”，如《银翼杀手》《第五元素》里的场景。

赛博朋克还延伸出“罪恶之城”的想象，城市不再是文明秩序的象征，成了暴力、犯罪的温床。更极致的想象是“荒城”，地球被污染，生命无法存续，就应了《黑客帝国》里那句著名的对白：“欢迎来到现实的荒漠”。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曾引用意大利诗人的话：“城市是人类创造的文明丰碑，但我们担心这丰碑比人类更长久——某天城市仍在，人却消失了。”

这句话道破了现代主义反思的核心，也支撑着科幻电影的未来想象：当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资源分配固化，随之而来的都市病，如何应对？浪漫化乡村，显然不是答案。而全球化让这些问题来得更快、更剧烈，逆全球化又是否会恶化矛盾？

戴锦华观察到，近年电影中，中国城市开始成为“未来符号”：比如电影《她》的导演考察13个城市后，选择在上海拍摄，理由是“上海最有未来感”——这印证了中国成为了全球未来想象的一部分，但这种“未来”仍未脱离负面框架。

有的导演从不拍未来城市，却始终聚焦城市边缘与底层。戴锦华列举了英国导演肯·洛奇的电影《老橡树酒馆》，影片没有浪漫化底层的互助，而是直面矛盾——英国失业工人，与来自北非、西亚的移民之间的敌意与冲突。电影的核心却是冲突中的善意与理解，在伸出救助之手的瞬间，也让城市有了温度。

在戴锦华看来，一座城市如果有“好未来”的话，一定不是靠技术或建筑的堆砌，而是靠战胜“城市异化”与“人际分割”，在抵达他人的过程中，重构有生命的社群。唯有这样，未来的城市才不会只是赛博朋克的奇观，而是人的故事剧场，这或许是城市赢得“好未来”的关键。

06/

从工厂到农场，

无人化

是我们的未来吗？

分享人：曹斐

艺术家

“做一个艺术家，就要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变化中的复杂性。”这是曹斐一以贯之的理念。她的影像作品融社会评论、流行美学于一体，并运用纪录片拍摄手法，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工厂、仓库、农场，都是她的“田野”。

2005年，她在佛山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创作了《谁的乌托邦》。她想搞清楚，究竟什么是乌托邦，是一个城市的GDP，或是背后的资本，还是消费者的欲望？那么，工厂里面的个人，他们的乌托邦是什么？

她让工友们展示他们的梦想：成为乐队乐手或霹雳舞者，于是工厂变成了舞台。有一位跳芭蕾舞的女工特别有灵性，曹斐鼓励她去考大学，后来她去考了外语学院，现在是某大型教育项目的负责人。曹斐很欣赏这个在夹缝中的勇敢选择，她成功了。

后来曹斐又进入另一个空间：京东物流仓库。中国的快递业务已进入了日亿件时代，关注平台经济时代的社会变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曹斐进入仓库的时候，被无人化设施惊呆了，一种未来的荒漠感扑面而来。作品在京东的无人仓“亚洲一号”拍摄的，所以片名也叫《亚洲一号》。

主题自然是无人化。她感兴趣的是，无人化后，剩下的工人的状况如何？他们跟技术是什么关系？快递小哥日复一日地做着简单且重复的工作，这让曹斐思考：技术对人类赋能的同时，是否也剥夺了某种技能？

曹斐曾花三年时间，往返于两个超级农场，从春播到秋收，去记录一项农事计划。她看到农人用无人车传送种子果实，用自驾仪配合收割。他们的目标是达到90%无人化，让种地像打游戏一样简单。

她走访村落，采访学者，听到不同的声音：无人化可以解放人类，让他们有精力从事其他事情。无人化会不会把美丽乡村变成空心化？新农人回村，算不算一种逆向的城市化？天地人神共处的整体性的农业社区可能会出现？

从工厂、车间到农场，曹斐过去20年的创作，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当技术物变成像自然物的存在后，人怎么跟这些新的技术物协作？把人去掉了，我们如何有“天地人”的概念？人跟劳动力的价值被重新定义后，我们的未来将会是什么……

07/

舞蹈并非追求准确，

而是“以人为镜”，

人皆是彼此的参照。

分享人：陶冶

陶身体剧场创办人、艺术总监

陶冶分享了一个“动作世界”的理念。他认为，舞蹈的语言并非追求清晰准确，而是“以人为镜”，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参照。他谈到，城市与剧场由人连接，正如雕塑家贾科梅蒂的作品所揭示的，所有空间创造——门、桌子、楼梯的高度，都指向人的身体在场。

话题引回“身体”本身，他指出现代舞即“现在舞”，是关乎“此刻”如何动、为何动、怎么动。这正是陶身体剧场自2008年创立以来的核心命题。剧场成立初期，追随者多是普通人，直到2020年，才正式发起不限职业年龄的“二团”，首次招募便吸引了3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参与者，通过动作游戏，最终选出22位初代舞者。

在杭州天目里美术馆，他们将空间变为“在场剧场”，参与者姿态各异，无拘无束。一个孩子的观察——“这样的大人才可爱”，给了他启示：成人的身体往往被社会规范束缚，趋于紧张和“正确”，而孩子的身体则是最自然的状态。他强调，正因为许多情感无以言表，人们才需要手舞足蹈。

陶冶分享了一位舞者的故事，舞者的女儿曾因双腿无力而用屁股行走。这启发了“动作世界”中的“无限行走”环节。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走出自己的姿态。这种被视作“发疯”的手舞足蹈，其实是一种充满“活人味”的真实。

在上海浦东美术馆的第二次招募与共创，让他感受到了城市记忆的注入。参与者带着各自在上海的生活痕迹，使现场互动充满即兴与未知。他最珍视的是舞蹈的“瞬间性”与“现场性”——身体速朽，唯有当下的相聚与感受最为宝贵。

在陶冶看来，舞蹈其实是“动觉艺术”，关乎全身心的投入，能让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也能与他人联动的语言。在阿那亚的沙滩上，身体在天空与大海之间变得赤诚而自由，许多素人参与者玩到喜极而泣。职业舞者在此反而可能受限于训练形成的表演框架，而素人则在与他人和环境的互动中，更易释放自我。

如果说“动作世界”有什么愿景，陶冶希望它不断延伸，与全球不同城市的观众建立身体语言的连接，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身体的家”。

“过去很多奖都停留在‘创造空间’，但真正重要的是‘使用空间’。”建筑师刘家琨担任本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终审团的联合主席，他觉得今年人文城市奖的种种变化可以称为“宗旨的迭代”。

在这里，城市的进化从关注空间本体，走向关注空间与人的关系。一座真正的人文城市，其灵魂不在于恢弘的地标或炫目的数据，而在于它能否唤醒并安放市民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

七位分享嘉宾在成都的思考，恰是一次关于未来城市的集体叩问。它提醒我们，什么是城市的终极理想？当“人心向背”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尺度，我们便有理由期待，城市将不再仅仅是容身之所，而成为每个人心灵的故乡。

编辑丨YOU成都编辑部

图源丨官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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