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法流派的构建：碑、帖、经书与简书并立研究（刘俊坡）

摘要：
书法艺术的传统流派划分，长期以“碑学”与“帖学”为两大基本体系，共同构筑了书法史论与创作实践的核心框架。近代学者王学仲先生提出“经派书学”概念，将敦煌遗书、摩崖刻经等民间书写体系提升为独立于碑、帖之外的第三大流派，拓展了书法研究的学术视野。本文在肯定“经派”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出土数量庞大、书体风格独特、兼具官方与民间双重属性的秦汉简牍墨迹（简称“简书”），应被确立为书法艺术的第四大流派。通过系统梳理碑、帖、经书三大流派的特征与局限，深入剖析简书的艺术价值、历史地位及其独立性，本文论证由“碑、帖、经书、简书”共同构建的四大流派体系，能够更完整、立体地呈现中国书法的历史全貌与美学多元性。

关键词：书法流派；碑学；帖学；经派书学；简书；民间书写

一、引言：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

书法流派的认知经历了漫长演变。自阮元《北碑南帖论》明确划分“碑学”与“帖学”始，这一二元结构便成为书学界理解书法史的基本范式。碑学代表金石镌刻的雄浑传统，源于官方纪功与民间墓志；帖学则体现纸绢墨迹的典雅体系，源自文人信札与尺牍传承。二者在笔法、气质与审美理想上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构成书法艺术的两极。

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与学术思想解放动摇了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对简牍的研究使其成为显学。敦煌写经、摩崖刻经的发现，展现了一个既非碑刻也非法帖的书写世界。王学仲先生敏锐捕捉其独特性，力倡“经派书学”，认为其具有特定功利目的、书写群体和风格范式，足以与碑、帖鼎足而立。在近期纪念王学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这一观点再获学界权威肯定。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秦汉简牍相继出土——从居延汉简、走马楼吴简到银雀山汉简、里耶秦简——将战国至汉晋时期最真实、最日常的书写状态鲜活呈现。这些墨迹既非经过刻工加工的碑刻，亦非被后世神化的法帖，更非纯粹的宗教经卷，而是书法演变过程中最直接的见证，堪称篆、隶、草、楷演变的活化石。然而在现有流派体系中，简牍墨迹或被归为“碑学”旁支，或被视作“帖学”原始形态，其独特本体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知。

因此，确立简书与碑、帖、经书并立的四大流派体系，不仅是必要的学术建构，更是构建完整书法史认知的必然要求。这四大流派分别代表不同的书写载体、创作动机、社会阶层和审美取向，相互交织，共同谱写中国书法的壮丽史诗。

二、传统三大流派之界定与局限

在论证简书的独立性前，需先厘清现有三大流派的核心特征及边界。

（一）帖学：文人书斋的雅致典范
帖学以魏晋以来文人手札、尺牍为宗，核心载体为纸绢，通过摹刻拓印的法帖（如《淳化阁帖》）传播。
审美追求精致典雅、流美飘逸的“书卷气”，强调笔法精微与韵味内敛。以“二王”体系为正统，颜真卿、苏轼、米芾等皆属此脉。

其价值在于确立了成熟的技法体系与审美范式，代表文人精神与书艺结合的巅峰。然其局限亦显：反复摹刻导致原迹失真；审美标准趋于程式化；视角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

（二）碑学：金石镌刻的雄强气魄
碑学以汉魏六朝碑碣、墓志、摩崖等石刻文字为取法对象，是对帖学萎靡之风的反拨。
审美崇尚质朴雄浑、拙厚豪放的“金石气”，用笔追求迟涩方劲，结体天真烂漫。代表作品有《张迁碑》《石门颂》等。
碑学打破了帖学固化局面，注入阳刚之美与新形式语言。但其局限在于：碑刻是“书丹”与“凿刻”结合的二次创作；关注重点仍属纪念性“正式”文本，对日常书写关注不足。

（三）经派书学：宗教虔诚的民间笔阵
经派书学主要包括敦煌写经与北朝摩崖刻经（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写经体严谨工整而流便，摩崖刻经浑朴苍茫，具有强烈宗教仪式感。创作主体多为职业“经生”或僧侣，动机系宗教传播而非纯粹艺术表现。
其价值在于揭示了被主流书法史忽视的民间书写系统，展现实用性与宗教情感的结合。然其边界与碑、帖仍有重叠，时间跨度集中于佛教盛期，对更早的非宗教日常书写涵盖不足。

综上，碑、帖、经书三大流派共同指向“结果性”的正式书法世界，而书法生命的源头活水——最生动、最原始的日常书写，仍需独立体系承载，此即简书。

三、简书作为独立流派的核心依据

简书作为独立书法流派的确立，基于以下四方面依据：

（一）文献与书体价值：动态演化的现场
简书保存了汉字字体演变关键期的完整记录。与高度成熟的汉碑“铭石书”不同，简书呈现了从古隶到八分隶，再到章草、早期行楷的动态过程。如《居延汉简》中工整隶书与迅捷草书并存，《永元兵器册》展现章草成熟形态。这种书体杂糅与共生，证明书体演变并非线性更替，而是在实用驱动下多种形态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简书因而是理解书法笔法、构形源流的密钥。

（二）物质载体与书写情境：实用主义驱动
简书载体为加工竹木简牍，物理条件深刻影响书风：

1. 空间限制催生章法创新：狭窄简面形成字距大于行距的独特章法，促进草书笔意发展；为节省空间，字形多呈扁方，笔画横向取势。
2. 书写效率释放笔法：简书多为公文、书信等实用文本，书写者（多为下层吏员）在保证清晰前提下追求速度，促使提按、顿挫、牵丝等笔法发展，为行、草笔法体系奠定基础。这种实用驱动的“写意性”，与帖学的刻意经营、碑学的庄严永恒、经书的虔诚恭谨形成本质区别。

（三）独立美学体系：率真烂漫的“简牍气”
帖学具“书卷气”，碑学有“金石气”，简书则独具“简牍气”——一种混合自然、率真、朴拙、生猛的美学品质。
其率意天成源于日常书写的不计工拙，线条精准自由；朴拙生猛来自技术未臻“完美”流露的天真生命力；风格多元因出自无数无名书手，堪称宏大的无名氏书法风格宝库。这种“简牍气”构成独立于传统审美范畴的第三极，为现代书法创作提供丰富灵感。

（四）庞大体系与清晰边界
简书出土达数十万枚，时空跨度自战国至魏晋，地域覆盖全国，内容包罗万象，构成自足而清晰的研究体系。其与其它流派边界明确：

• 与帖学：是未经修饰的“原稿”而非摹刻“印刷品”；作者为无名吏员而非文人名士。
• 与碑学：是直接墨迹而非二次创作；内容属日常政务生活而非宏大叙事。
• 与经书：动机系世俗实用而非宗教虔诚；风格更自由奔放，不受仪轨约束。

将简书强行纳入既有流派，必削弱其独特性。简牍墨迹历史久远，“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兼融诸体，韵味多端，应作为平等成员参与构建书法宏观叙事。

四、四大流派的关系：互补性整体结构

确立简书为独立流派，意在揭示其相互依存、滋养的有机联系。四大流派共同构成完整的书法生态系统：

• 源与流：简书为“源”，是书法母体与实验室；碑、帖、经书为“流”，是从源中分流、成熟的三大支脉。
• 民间与精英：简书与经书代表民间书写基础；帖学代表精英雅化书写；碑学介于二者之间。四大流派共同勾勒从民间到精英的全景光谱。
• 动态与静态：简书展现“动态”生成过程；碑、帖呈现“静态”经典样式。二者结合方见全貌。
• 互补与共生：帖学之弊可取法碑学雄强；碑学之野可参酌帖学文雅；二者若陷僵化，可回溯简书率真、经书虔诚以找回本源活力。沈曾植、王蘧常等近现代大家深入简书而别开生面，正是四大流派互补共生的明证。

五、结论

书法史研究正从以名家法帖为中心的“单线叙事”，转向包容各种书写形态的“复线叙事”。王学仲先生提出“经派书学”是此转向的重要里程碑。在此基础上将“简书”确立为第四大流派，是学术发展的逻辑必然。

四大流派各具独特载体、主体、功能与美学：

• 帖学是文人书斋的雅乐
• 碑学是金石山林的高歌
• 经书是石窟摩崖的梵唱
• 简书是市井边关的活语

它们共同构成书法艺术的四维空间。承认简书的流派地位，意味着将书法目光从庙堂书斋投向更广阔的历史现场，尊重那些无名书手用毛笔写下的真实故事。这不仅是书法史观的革新，更是对中华文明书写传统的深层理解。由碑、帖、经书、简书共同支撑的四大流派体系，必将引领书法研究与创作走向更加多元、开放、充满活力的未来。

作者：刘俊坡，河北省沧州市人，现任北京简牍书法艺术院常务副院长、《简牍艺苑》副主编。他长期致力于简牍书法研究与创作，提出“三体分段说”和“简牍母体说”，总结书法演变的三个阶段及“简牍六法”，其简牍书法风格以“夸张绮丽、飘逸潇洒、诡异神奇”著称。他开发的“俊坡简牍体”于2014年列入北大方正字库，多部著作填补简牍研究空白，如《中国简书源流典集》被学术界视为集大成之作 。曾获1998年全国书法家百杰、2015年河北省“燕赵文化之星”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