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奎前妻Cathy Tie创立新公司，重启胚胎基因编辑

·新一代的科技反叛者，不再遵循传统科学界的缓慢的研究步伐和共识建立，而是利用社交媒体和商业运作，试图强行将未来拉到眼前。

2025年9月7日，加拿大华裔企业家Cathy Tie在视频网站Youtube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伴随着专辑《Barbie》（“芭比”）的音乐旋律，Cathy Tie慵懒起床，随后在自家客厅中高调宣布其新公司“曼哈顿基因组学”（Manhattan Genomics）的成立，并直言将重启编辑人类胚胎的计划以创造能抵抗遗传疾病的“超级婴儿”，像“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那样改变历史。

这段视频仅有700多次的观看量。然而在11月3日，科学期刊《自然》发布的新闻，将Cathy Tie和她的公司推到了聚光灯下，引起了科学界和商业界的注意。

这不是Cathy Tie第一次搅动舆论。今年4月，Cathy Tie宣布与被外媒称为“中国的科学狂人”（Chinese Frankenstein）的贺建奎结婚，旋即又在7月宣布离婚，这段“闪婚闪离”被媒体争相报道。贺建奎在2018年将基因编辑过的婴儿胚胎植入母亲子宫，使其具有对艾滋病的天然抵抗能力，引起轩然大波。2019年，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按照非法行医等罪判处其3年有期徒刑。

Cathy Tie这一系列操作究竟是推动人类未来的宣言，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炒作？她的宣言再次将胚胎基因编辑这一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

从“科学狂人”的新娘到“基因曼哈顿计划”

Cathy Tie曾被认为是创投圈的“神童”。她18岁时获得亿万富翁Peter Thiel设立的奖学金，随即从多伦多大学退学，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基因检测公司。随后，她登上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以特立独行的“反叛者”形象在科技圈崭露头角。

2023年，她与一名被称为“生物黑客”的艺术家Josie Zayner合作，成立“洛杉矶计划”公司，宣称要创造夜光兔子作为宠物，甚至要为马的胚胎添加角基因来制造“独角兽”。一位曾投资她的风险投资家评价她“极度非凡”，并赞赏她“对社会认可的需求很低，思想和行动常常不落俗套”。

真正让她进入全球公众视野的是她与贺建奎的结合。贺建奎在出狱后一直试图重返科学界，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起初分享着生活点滴和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谨慎承诺，但从2024年底开始却画风突变。一系列配着激昂宣言的自拍和“早上好家人们，今天你编辑了多少胚胎？”（Good morning bitches. How many embryos have you gene edited today?）这类有“梗”的帖子让他的账号迅速走红。

事后，贺建奎在回复《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Review）的邮件中承认，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Cathy Tie。

4月15日，贺建奎宣布成立“Cathy Medicine”公司，继承他编辑人类胚胎的“使命”。三天后，两人宣布结婚，并高调晒出中式婚礼照片。但这场被外界视为行为艺术、商业联盟和爱情故事混合体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三个月。据报道，Cathy Tie在7月份便宣布两人已经分手。

这段短暂而高调的关系，为Cathy Tie积累了无可比拟的知名度和争议性。她宣布自己成为“曼哈顿计划”的掌舵人，一个试图将科学禁区商业化的“开拓者”。

胚胎基因编辑：技术黎明还是伦理深渊？

“从技术角度来看，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来预防疾病是可以实现，尤其是针对那些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性疾病。”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市调控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医学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海峰告诉澎湃科技，“但这种技术涉及伦理问题，并且有太多不可控因素。”

Cathy Tie在视频中反复强调，她的公司将致力于“治愈疾病”，而非制造“人工设计的婴儿”。“体细胞基因疗法治疗镰状细胞病（一种遗传的血液疾病）的费用是每位患者每剂200万到300万美元。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负担不起。这就是我们关注生殖基因疗法的原因……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与那些患有可怕疾病的患者讨论，如果他们有机会不将疾病遗传给后代，他们是否想要这个选择。”

她所说的“生殖系基因编辑”（即胚胎编辑），与很多已经获批上市的药物所采用的“体细胞基因编辑”有着本质区别。后者只修改患者特定组织（如血液干细胞）的基因，不会遗传给后代。而前者则在生命最初的胚胎阶段进行修改，这意味着所有细胞都将携带这种改变，并且会永久地传递给未来的世世代代。

这正是该技术最大的风险所在。现有基因编辑工具可能产生脱靶效应（非预期的基因改变），这会在胚胎发育的关键阶段引发严重的后果。另外，许多遗传病可以通过现有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T）技术进行筛查，从而选择健康的胚胎进行移植，这使得直接编辑胚胎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也是当年贺建奎受到指控的主要原因。

对此，Cathy Tie反驳称，技术已经今非昔比，相比贺建奎使用的传统CRISPR-Cas9技术，更新的“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技术更为精准，无需切断DNA双链，从而可以避免传统方法可能导致的染色体剧变。

然而，这些新技术本身仍需在胚胎中进行大量研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对胚胎的后续发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科学家们仍然在试图理解复杂的基因调控网络，关闭某几个基因是否真的能够毫无风险地消灭疾病，仍然是未知数。

贺建奎事件之后，全球各国加速了对胚胎基因编辑的立法和监管。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多个国际科学组织明确呼吁，暂停所有将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用于临床妊娠的尝试。允许在严格监管下的基础研究，但严禁将其付诸实践，直到其安全性、有效性和伦理问题得到充分解决。绝大多数国家都立法禁止或严格限制以生殖为目的的胚胎基因编辑。

Cathy Tie对此不屑一顾，称其为“处理这个复杂问题的懒惰方式”，并认为禁令只会将研究推向监管缺失的地下。“如果你有工具去纠正一个可以传给后代的致病突变，那么做与不做，哪个更符合伦理？我认为，阻止这个突变会更符合伦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项技术尚未成熟就永远不去触碰它。”她说。

科技反叛者的商业秀

“基因编辑疗法关键看如何编辑，编辑什么，具体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叶海峰告诉澎湃科技，“有时也是博眼球，造势。”Cathy Tie的种种行为，无不透露出一种精心计算的商业逻辑：在当今的创投环境中，争议即流量，流量即资本。

从她早年用基因编辑制造发光兔子和独角兽的噱头，到与贺建奎的高调婚姻，再到如今自封“生物科技芭比”并启动“曼哈顿计划”，Cathy Tie通过挑战科学与伦理的边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敢于“捅破天”的颠覆者形象，从而吸引不同领域中那些偏爱反叛者的风险资本，并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在她的叙事中，传统的生物伦理学家和科学家是阻碍进步的保守派，而她和她的支持者则是为患者福祉奔走的“普罗米修斯”。Cathy Tie巧妙地将科学界的反对声音描绘成对患者痛苦的漠视，从而占据道德高地。她声称要以透明的方式推进研究，避免重蹈贺建奎的覆辙，更像是一种公关策略，用以消解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担忧。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胚胎基因编辑的商业故事中出现的三个人是三种典型：贺建奎代表“被唾弃的先驱”、Josie Zayner是“行为出格的生物黑客艺术家”，而Cathy Tie则是“深谙媒体之道的企业家”。他们代表了新一代的科技反叛者，不再遵循传统科学界的缓慢的研究步伐和共识建立，而是利用社交媒体和商业运作，试图强行将未来拉到眼前。

Cathy Tie的“曼哈顿基因组学”究竟会像她所承诺的那样为人类带来治愈顽疾的福音，还是成为另一个博眼球的商业秀，目前无人能下定论。一般人或许更应该关心的是，在基因编辑技术飞速发展的趋势下，当越来越多的应用从概念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如何在希望与风险之间进行抉择。

参考文献：

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3554-y

2. https://www.thefp.com/p/the-bride-of-chinese-frankenstein-and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CrXJaM7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