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学问有多渊博？北大中文教授芦荻做过主席侍读，看她怎么说

毛主席这位深刻影响中国发展轨迹的革命家，究竟有着怎样的知识储备？一位特殊亲历者告诉了我们答案。

她就是担任毛主席侍读长达124天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芦荻。

1975年5月的一个清晨，49岁的芦荻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辆黑色轿车从北大西门接往中南海。

当她走进菊香书屋时，82岁的毛主席正倚在沙发里翻阅《刘禹锡集》。

这场特殊的师生缘分，就在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中拉开序幕。

毛主席指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诗句，突然发问："你说这'帆'和'沉舟'究竟指什么？"

没等芦荻从文学角度展开分析，毛主席便自己给出了答案："沉舟是旧制度，千帆是人民。诗人若是没有这层深意，只停留在景物描写，那诗就失去了灵魂。"

这种开门见山的交流方式，成为之后124天侍读时光的常态。

在随后的日子里，芦荻亲眼见证了毛主席非同寻常的读书方法。虽然毛主席当时视力已经严重退化，但他的思维却异常活跃。

有一次，芦荻随身带着《资治通鉴》第三册，偶然提及唐肃宗奔蜀的历史事件，毛主席立即引用《旧唐书·玄宗纪》的内容，指出司马光在叙事上"太过松散"。

更让人惊讶的是，毛主席轻描淡写地提到，自己已将《资治通鉴》反复研读了17遍，而且"每一遍都在寻找其中的破绽"。

最令芦荻震撼的，是毛主席那20本用旧报纸精心糊面的读书笔记。

这些被毛主席称为"毛边册"的笔记本，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批注：蓝色铅笔标注典故出处，红色圆珠笔点评制度得失，黑色钢笔则直抒胸臆，写下"此论甚陋""司马光是书生之见"等犀利评语。

仅魏晋南北朝相关的批注就超过4万字，相当于四篇博士论文的篇幅。

随着毛主席白内障病情加重，从1975年8月开始，侍读方式由阅读改为听读。

每天午后，芦荻都会准时来到书屋，为毛主席朗读典籍。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芦荻终身难忘的事：当她朗读《左传》中"晋文公使士会为正卿"时，将"卿"字读成了普通话的发音。

毛主席立即纠正："这里应该读qīng，官名有固定的读音规范。"

事后芦荻查阅《经典释文》《广韵》等古籍，证实了自己的错误。而当她翻书速度稍慢时，毛主席会起身完整背诵庾信的《枯树赋》，四百多字一气呵成，还语重心长地提醒她："攻书要到底，不动笔墨不读书。"

在研读历史典籍的同时，毛主席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独具慧眼。

在讨论《红楼梦》时，他跳脱出传统的爱情故事框架，更多关注其中的制度设计和人性刻画。

在"尤二姐投井"这个回目里，他批注道："贾琏之泪，是出于怕事而非真心痛惜；贾政哭贾珠，是感到无力而非真正哀悼。男人的眼泪，首先要追问其动机。"

他对芦荻说："文艺作品如果只能让人流泪，那就失去了价值，应该让人在流泪之后，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

这种带着问题读书的治学态度，在1975年9月6日的"最后一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毛主席让芦荻同时阅读《三国志》《晋书》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然后突然发问："你更相信哪本书的观点？"

见芦荻一时语塞，他轻拍着记录本说："历史研究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内在的逻辑。要学会对任何权威提出质疑，直到找出其站不住脚的地方，然后再去寻找它能够成立的理由。"

令人感慨的是，毛主席的学问不仅体现在典籍研读上，更渗透在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中。

1976年6月，北京正值酷暑，毛主席指着窗外槐树上的灰喜鹊对芦荻说："不要惊吓它们，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在芦荻心中埋下了种子，成为后来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创立的精神源头。

毛主席逝世后，芦荻花费整整十年时间，整理出六十多万字的侍读笔记。

她在著作《和毛主席谈历史与古代文学》的扉页上写道："我所记录的，不过是主席学问之海的一朵浪花。"这句话暗示着，真正的学问从来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像毛主席那样，将古今中外的智慧转化为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2015年，85岁高龄的芦荻将14册毛主席亲笔批注的线装书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捐赠函上那句"它们不属于我，而属于所有想知晓'何以中国'的后人"，是对毛主席读书精神的最好传承。

她经常告诫学生，不要将毛主席视为"移动的百科全书"，他留给后人的最大财富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敢于质疑、善于比较、勇于实践"的治学方法。

回顾毛主席对诗词注释的态度，足以窥见他的学问之道。

1963年，在《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上，他批注"诗不宜注"，认为过多的注解会让诗歌失去生命力。真正的学问，或许就应该像他期望的那样，保持开放的状态，让每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新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的学问观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

早在1963年审定《毛主席诗词》注释本时，他就在封面用铅笔写下"诗不宜注"的批语，并进一步解释："诗一旦加了注解，就成了标本，钉在纸板上，飞不起来了。我的诗词得让读的人自己去悟，悟出多少算多少。"

这种强调读者自主理解的态度，在1973年筹备《毛主席诗词》英译版时再次得到体现。

当时毛主席明确表示"翻译可以，注释不行"，仅在天文、地理等必要处亲自录制了32条解释，总计1900多字，其余注释一律删除。

从现代教育学的角度看，毛主席的读书方法或许蕴含着深刻的学习理论。他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注重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批判性思考，这种学习方法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芦荻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将毛主席的读书方法归纳为三个核心要点：带着问题读、对照不同说法、专门挑刺找茬。

她认为，毛主席的渊博学识并非来自死记硬背，而是源于这种科学的读书方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毛主席将读书与现实观察紧密结合的独特视角。

在1976年那个炎热的六月，他对芦荻说的那句"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自己的性命"，不仅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更展示了他将书本智慧与生活实践相融合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主席能够将传统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毛主席的学问观或许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精髓。

他读《红楼梦》关注制度与人性，读史书注重寻找破绽，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去探索如何认识社会、改造社会。

芦荻在总结侍读经历时指出："经典的意义不在于'美'，而在于'用'。"这句话无疑道出了毛主席学问观的精髓所在。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重新审视毛主席的读书方法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们是否也能像毛主席那样，保持批判性思维，带着问题去阅读，注重将书本知识与现实观察相结合？这可能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