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晚清名士潘鸣球历经的中国最后科考

前些年，我在翻阅外曾祖父潘鸣球参加清朝最后一场科举考试的会试题目和几篇答卷，感觉很有震撼力。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科举考试是封建专制思想禁锢读书人的工具。现在看来，这种一边倒的观点确实值得让人深思。

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时年31岁的常州晚清名士潘鸣球经过二十几年的寒窗以排名江南乡试（1902年辛丑科）第一百七十六名举人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甲辰科）的会试、殿试、朝考，搭上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末班车。

1904年潘鸣球进京参加殿试前的全家合影（后排右三为潘鸣球）

由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烧毁的顺天贡院尚未修复，加上几年前“公车上书”的影响，这次会试与上一科（1903 年癸卯恩科）同样，移至河南开封，殿试才回到北京。

当年的农历三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会试在开封南贡院举行，时考官为裕德（协办大学士）、张百熙（吏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使）、戴鸿慈（户部右侍郎）。考试仍为三场，但内容却有重大改变。

首场试中国政治史论5篇，即《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第1题藩镇，第2题平戎，第3题变法，第4题举贤，第5题，以夷制夷）。

二场考试各国政治艺学策5道，即：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三场试《四书》义2篇、《五经》义1篇，即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农历四月初十（1904年5月24日）会试在京城放榜，共取贡生276名，潘鸣球排名第一百二十七名。农历五月二十一日（7月4日）清晨，273名（有3名未到原因不详）会试中式贡生，从北京东华门步入到中左门，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徐徐进入皇宫紫禁城内的保和殿，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这是3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贡士们按这次考试的成绩重新排定名次。一甲3名将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

上午10时，试题发下，共4道，这是以皇帝名义提出的时务策问，题长大约五六百字。包括：

1.“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2.“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3.“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4.“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贡士们立即开始撰写对策文，对皇帝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对策文不限长短，常例为2000字，规定字必正体、文必到行，工整有格，不容疏忽。当日交卷，不得续烛。可见科考的艰辛。

潘鸣球手稿

7月4日，读卷大臣在文华殿共同阅卷。阅卷两天后的7月6日，被称为“小传胪”的日子，所有新进士在乾清门外阶下听候唱榜，潘鸣球为殿试二甲第六十七名进士。7月7日，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甲辰恩科大传胪典礼，次日，所有新进士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

殿试传胪后三日，朝考再试于保和殿，以所得成绩作为等第分别授职的依据，最优者录用为庶吉士(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是为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余录用为主事（按清朝例，各部院主事是正六品衔，相当于京县知县，各省通判。理藩院主事亦为正六品）、中书（在清朝之位阶约为从七品，其职能通常为辅佐部院主官，若进士经朝考后以内阁中书任用者，并可充乡试主考官）、知县（为一县的正式长官，正七品，俗称“七品芝麻官”）等职。潘鸣球朝考得第一百名，奉旨以即用知县迁分河南。

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参加这次殿试的贡士还有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沈钧儒等。清廷于次年宣布废科举，因此甲辰科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本科的会试、殿试及朝考规定不得用八股格式，从这次科考的试题来看，事实上，在近代以来的几十年间，清政府曾多次改革科举，包括废除八股文，加试一些新的科学文化方面的知识，力图与近代教育衔接起来，可见清朝政府为挽救日渐式微的科举制度的用心良苦。

从考试题型看，策问与对策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试图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问题的见解。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三场考试都有“政治”的成分。对个人各方面的知识要求很高，如能考出高分者，在当今来说也绝非等闲之辈了。

科考的第二年（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六名地方督抚联名上奏，奏折言，“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威迫情形，更甚往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绝无大兴之望”，指出“强邻环伺”，形势严峻，要求废除科举，于是清政府宣布，从第二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实际上正式宣布了科举制度被废止。

与此同时，作为科举附庸的旧式传统教育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经历了自然消亡或脱胎换骨的演变过程，早在科考前夕即1904年的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等，统称《奏定学堂章程》。时为癸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史称“癸卯学制”。所以到了清末，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近代学校教育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潘鸣球及第后，授即用知县迁分河南，旋被选派入河南仕学馆法政科深造。1908年毕业后先后在沈邱、洛阳、沁阳、陕县、商城担任知县。

潘鸣球的表弟、光绪二十九年进士钱振锽（名山）为潘鸣球写传手稿。

应试入仕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历程，据资料统计，清代267年间，共举会试112科，题名人数27446人，平均每科录取245人，会试中试人数大约是应试人数的1/30。所以对大多数士子来讲，考中科举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潘鸣球成长于举业较为发达的江南，拥有良好的旧式教育家庭背景，加之天资聪颖，自小发蒙于常州教育名士钱鹤岑（潘鸣球姨丈、钱振锽之父）、吴和甫、吴绳甫（潘鸣球母舅）、冯翔九、邓伯壎、李静之、丁丽生，后入学于常州府南菁高等学堂（现为江阴南菁中学）。

虽历经旧式教育并金榜题名的潘鸣球也能与时俱进，倡导新式教育，在知县候任期间，回到家乡常州，于1906年和本邑思想进步人士、实业家吴葵秋（吴康，潘鸣球妻弟）、薛念祖（其子为吴康的妹夫）等在“江湖汇秀”的大运河畔“石龙嘴”附近，创办了武阳公立西郊两等（初等、高等）小学堂，简称西郊小学，课程设置比私塾的知识范围要扩大许多，设有修身、读经、国文、算学、图画等学科，升入高等小学后，增加了历史、地理、格致（自然科学）等学科，为常州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在河南为官的16年中，始终对新式教育给予的积极的倡导、推广和扶持。

1924年潘鸣球书法墨迹。

1924年潘鸣球书法墨迹。

科举制度延续了1300多年之久，历代统治者推行科举制，不仅要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统治机构，还要以此来笼络天下的读书人。它对于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影响面之广，影响之深，超过任何一项典章制度。它不但决定应试者个人的前途、命运，以及家族的兴衰，而且左右着当时的教育，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士风和文化，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观念，以及社会心态。

作者：陈亮（潘鸣球的曾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