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清朝大臣的 “废话文学”，雍正是如何回怼的？

康熙是奏折制度的 “始作俑者”。

康熙二十年前后，少数亲信官员遵照康熙意图递呈奏折，这一文书形式此后逐渐成为清代官方定制，衍生出明奏、暗奏、单衔奏事、多人齐奏等多种类型。这项君臣专属的交流渠道，终成有清一代重要的上下沟通手段。可本应严肃的政务沟通，最终却充斥着 “大废话文学” 的敷衍忽悠 。因清代官员操守、能力参差不齐，奏折质量良莠不齐，甚至满是废话赘言，让批阅奏折的皇帝不胜其烦。碍于祖宗家法不可擅改，皇帝们只能与臣下 “玩文字游戏”，有时被烦得哭笑不得，却也无可奈何。

雍正行乐图

康熙一朝，仅有一百三十七名官员获许递折，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耀。对于部分官员混淆请安折与公务折的行为，康熙怒斥：“请安折子不应与此事一处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里去了？” 还有臣下为表殷勤，除反复递折外，还频繁进献地方吃食，曾有官员奏报：“奴才于四月二十八日购到新鲜者，味甘微觉带酸，其蜜浸与盐浸者，俱不及本来滋味。切条晒干者，微存原味，奴才亲加检看，装贮小瓶，敬呈御览。” 康熙尝后并不喜爱，批示 “乃无用之物，再不必进”，可该官员仍反复进献，康熙只得多次在奏折中重申 “勿送”，即便知晓臣下出于孝敬，却仍要在处理政务之余耗费心力批示，身为制度开创者的他也倍感无奈。

雍正登基后，将奏折制度全面放开，获直接递折权的官员增至一千人以上。如此一来，雍正几乎每日都要亲自审阅数万字奏折，再逐一批复落实，工作量极为繁重。一心推行改革的他，奏折内容更丰富、视角更广阔，加之性格率真，其朱批中留下了诸多趣味盎然的表述。他曾总结：“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 全程拒绝他人协助的他，每日面对如雪片般的奏折，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彼时奏折需由地方大员派家人或属员专程赴京送抵宫门，耗费甚巨。关于奏报频率，雍正曾在给宁夏官员的朱批中明确：“遇到应该承报的事情，就是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 可仍有官员拘泥形式，雍正二年二月，云南总兵在折中称奉旨每年密奏两次，现特派人送折。雍正不耐烦批复：“并没有限定你每年一定两次，有要奏报的事，怎可拘于两次而不报；平安无事，何必非要凑够两次做什么？” 此外，对于递折方式，雍正也细致规范，漕运总督张大请求动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回复：“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雍正批示

一百多年后的曾国藩，堪称雍正的 “隔代知己”。在教导弟弟曾国荃如何上奏时，他对奏折制度的运用已炉火纯青，提出 “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并叮嘱：“弟奏事不必限定一月一次，有所陈奏则多奏，无所陈则少奏。” 清代有建树的官员，多是奏折高手，曾国藩的奏折行文有气势、符合规范且兼具理论创新，风格尽显 “辣、准、狠”，可惜雍正未能遇上这般得力的奏事之臣。

奏折制度全面铺开后，雍正也算捅了 “马蜂窝”—— 大量地方官员没事找事，频繁递折谄媚讨好。心情好时，雍正尚可受用，比如护军统领永福奏报为祈祷他康复，愿 “己身加二倍病之”，雍正虽被感动，却故意嗔怪：“永福胡奏之语，不成体统。胡说之极，果应其言，亦奇事也。”

可多数时候，过度忙碌的雍正难免心烦，不少官员的 “马屁” 常拍到 “马蹄子上”。雍正三年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一次送来三件奏折，内容却都是早已上报各部的旧事，雍正怒而质问：“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即便再三申饬，“垃圾奏折” 仍源源不断，官员们没事递折说废话、献殷勤、扯闲篇，让雍正气愤又无奈。

情商高、心思细的雍正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虽为帝王，却常放下架子与臣工像朋友般沟通，还会给臣下及其家属赏赐医药。在请安折上，他的批示格外亲切：“朕躬安，尔好吗？”“朕躬甚安，尔可好？” 在山西巡抚诺敏的请安折上，他更写道：“朕躬甚安。尔好么？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尔之合省雨水调顺，粮食大收，军民安乐，万事如意！” 按清代惯例，“凡上奏折一匣，必附请安折一封，…… 请安折中不呈公事，独问‘安好’而已”（佟鸿举著：《民俗文书收藏趣谈》）。

可心情不佳时，面对冗余奏折，雍正的耐心便荡然无存。收到贵州布政使 “小事啰嗦 + 献殷勤” 的奏折，他批复：“路途这样远，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劳往返了。如果把不时呈报奏折，作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尤其不可，这不过是倚杖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 直隶官员因下雨专门奏报，他朱批：“下点下雨，絮絮叨叨”；江西布政使李兰在无关紧要的内容后附 “皇上洪福”，他直言厌弃：“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总强调自己 “一得之愚”，他戳破其虚伪：“你写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岂能把一个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岗位？”

遇到看不起的臣下，雍正还会加以讽刺。批佟吉图的奏折时，他嘲弄：“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 批胡凤翚的奏折时，他写道：“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若遇上臣下无故 “撩拨”，恰逢他气不顺，便会破口大骂，轻则斥为 “糊涂”“无知”“可厌”，重则骂作 “不是人”“死人”“狗”，平素的风度荡然无存。

雍正行乐图

雍正极厌恶阿谀奉承与自轻自贱的言行，他极好面子，也要求臣下顾全脸面，直言 “朕之脸面乃尔之性命，是否好自为之，或行不是，全在于尔”。在左都御史尹泰的奏折上，他更是骂道：“尹泰，尔以前干什么来着？该死的老畜生！”“放老狗屁！”（《雍正档》）；面对臣下狂妄之言，他也曾怒批：“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得的！” 有时兴致上来，回复还对仗工整、气势十足：“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

康熙开创的奏折制度，经雍正 “发扬光大”，注入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在森严的红墙之内，这项制度打破了宫廷政治的刻板冰冷，传递出少有的 “说人话” 的生动与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