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版“皖南事变”，千余红军被集体缴械，两人逃出成为开国将军

1941年初，国民党经过长时间的谋划后，强令新四军由皖南地区北上，我党为统一战线做出妥协，最终是叶挺、项英等干部率领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向黄河以北开进。

我方本以为，既然已按照国民政府所说的去做，那路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结果国军完全不守信用，在茂林地区以近十倍的兵力对新四军发起突袭，使得我方伤亡惨重。

而这其实并非蒋介石第一次出尔反尔，西安事变后两党谈判期间，国军就利用和谈的名义，多次诱杀南方的共产党，使多支游击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其中漳浦事件非常典型，堪称福建版“皖南事变”。唯一庆幸的是，有两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相信国民党的哄骗话，事件发生不久立马逃了出去，55年时都成开国将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了谈判中议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但是，他内心始终将共产党视为大敌。

北方历来不属于老蒋的统治范围，暂时不管也无妨，但南方是他的核心区域，务必要抓在手中。

所以国民政府明面上和谈，实际进行着“北和南剿”的政策，以谈判为名，伺机剿灭南方共产党的游击队。

由于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举国皆知，国民党打着和谈的幌子，还真的诱杀了很多武装，漳浦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何鸣。

何鸣1903年出生于海南万宁，很早就开始参加地下活动，于革命低潮期的1927年12月入党，属于那种极有理想的人。

只是后来反动派在海南大肆捕杀进步人士，何鸣不得已只能出走南洋避难一段时间，后辗转到厦门、漳州等地，担任了闽南红军第三团连政治指导员。

因为表现不错，何鸣后来升为漳州县委书记、红军第三团政委。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出走，留守部队情况万分艰难。

这时的何鸣很有担当，与何浚、张长水等人紧密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多次进攻，还开辟出包含南靖、平和、漳浦三县的“靖和浦游击根据地”。

下辖的游击队，原先只有200多人，后来发展出1000多人，这方面他是有功劳的。

如此声势，自然引来了国民党的忌惮，蒋介石将国民党157师调到闽南“围剿”，双方多次激战互有损伤。

红三团团长张长水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时任闽粤特委代理书记的何鸣兼任了该团团长。虽然何鸣发动群众是一把好手，但在军事斗争方面却缺乏眼光，这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伏笔。

1937年2月，何鸣从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及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的消息后，立即通过写信和派人接洽等多种方式，与国民党157师联系，建议举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

直到4月，国民党那边才有消息回来，表示愿意谈判。何鸣很高兴，开始大力推进此事。

最终在1937年6月26日，何鸣代表闽粤特委、陈浚代表157师，双方在漳州九龙饭店正式签订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

同意将拥有闽粤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隶属于国军157师，红三团团长何鸣与红三团副团长卢胜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

国民党那边则要停止针对红军游击队的封锁和军事行动。该协议如果能落实下去，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基本达成了。

然而，蒋介石背地里给157师下令，伺机歼灭红军。偏偏红三团内部又是乐观情绪占据主导，尤其是何鸣，他把一切都想得太好了。

红三团大多数人对接受改编并不排斥，但改编应在根据地内完成，而不是按照国民党所说开赴国统区，到时对方翻脸不认账怎么办？上级闽粤南工委也是这个意见。

可何鸣却说，既然都合作抗日成一家人了，怎么能还提防着呢？互相提防能好好抗日吗？只有走出去才能扩大影响，一直在山上，没多少人知道我们的路线和观点。

红三团副团长卢胜、参谋长王胜等人坚决反对，奈何团里是何鸣说了算，最终部队还是在1937年7月1日下山，一路到达约定地点漳浦县城文庙，准备在这里集中受训后接受改编。

一开始粤军还比较热情，指定了一名联络官，经常对红军嘘寒问暖，还多次主动提及“发枪”、“发饷”等核心问题，向何鸣展现“诚意”。

这的确把何鸣迷惑住了，可卢胜他们越往后越感觉不对劲，说了很多，实际没做一件，显然是在拖延时间。

他们联合去找何鸣，提出要做两手准备，没想到被何鸣训斥，警告他们不要破坏统一战线。

结果，等了十来天，没等到改编的具体安排，却等来了粤军总司令余汉谋、第五军区司令李振球等人的秘密到访，他们要求157师师长黄涛立即对红军予以缴械。

就这样，7月16日，黄涛一边派出两个团，暗中将漳浦体育场包围，并控制住四周制高点，一边派出手下去找何鸣，要红军部队立即到体育场点名发饷。

何鸣不知是计，马上整军出发。卢胜多次劝诫，没有任何效果。

当他们到达体育场后，国民党157师47旅参谋主任陈英杰等人出来说话：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要先训练一下，训练用不着枪，你们都要把枪放下。

此语让大家都感觉不对劲，没等人下命令，红军大部分指战员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卢胜马上冲到最前，站在何鸣身边，同时用枪指着国民党团长陈浚，心想待会如果打起来，至少拉一个团长垫背。

陈浚也发了狠，指着周围埋伏好的火力说：你们考虑要不要放下武器，不放的话，请看。

卢胜偷偷跟王胜等人商量，应该立即武装反抗，即使有些牺牲，不至于全军覆没，冲出去的同志可以出去接着干革命。然而，何鸣不允许，并且他还带头把枪丢了。

其他战士见最高指挥都妥协，也只能含泪扔了枪。就这样，千名红军被国民党军不费一枪一弹地全部解除了武装。

共被缴去长枪315支、驳壳枪228支、冲锋枪30余支、轻机枪5挺、自动步枪3支、子弹10多万发，让中央都为之震惊。

敌人缴了红三团的械后，把何鸣押往旅部关押，而将其它红军官兵押回文庙关押。因为想着红军都没枪了，所以孔庙看管并不严。

这让卢胜、王胜等人在夜里偷偷逃了出来，然后又有百余名不愿“屈从”的干部战士相继逃了出来。（未逃出来的人后来大部分被遣散回原籍）

卢胜回去将这些人重新组织，在与朱曼平、何港上级领导接上关系后，重新打出红三团的旗号，卢胜担任红三团团长兼政委，原红三团参谋长王胜继续担任参谋长。

1955年，卢胜被授予开国中将、王胜被授予开国少将。危难时刻，可以力挽狂澜，这个魄力和能力，觉得能佩戴将星。

而何鸣的结局挺令人唏嘘，国民党将他关押一段时间后，为搞策反，让他担任157师政训处少校附员。不过他始终看不上国民党，1938年主动脱离，选择加入新四军。

他向组织承认自己轻信麻痹，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愿意接受处分，但不认为自己叛变过。

组织考虑到他曾经做出的贡献，以及没发现有叛党、叛军的问题，就严厉批评了一顿，然后安排到地方工作。

但在1939年，新四军军部收到举报，原红3团的几名台湾籍医生有日本特务之嫌，组织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何鸣跟这几位医生关系过密，还有几段私下交往的无佐证经历。

再一联想“漳浦事件”中何鸣的种种表现，新四军调查人员就怀疑何鸣也是一位日本“特务”。后经过新四军政委项英同意，何鸣被秘密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