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红油案件的责任划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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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栩境律师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盈科广州刑事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

专注走私犯罪辩护

在以往的分析中，笔者就红油类型走私案件的罪名认定、责任构成、计税方式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现对其中责任划分的问题进行介绍。刑事责任的划分在刑法上便是主从犯的认定，即通过比较不同人员的责任大小，认定主犯及从犯；除主从犯外，法律上还存在胁从犯的情况，但实践中较少，大部分所起作用极小或是被蒙骗参与其中的人员，一般均以不构成犯罪作为处理，在案件进行过程中只需配合调查，而无需承担相应的刑事及经济责任。

由于红油走私案件的模式较为多样，不同模式下对应有各个类型的环节，而每个环节中又会有主导业务及协助的人员。笔者各个不同类型的红油走私案均有办理经验，也曾担任过不同环节的责任人员的辩护人，现就不同情况进行分析。

一、以模式定位环节

如前所述红油走私案件的模式多样，在辩护时应准确把握走私模式以及对应的环节。

第一类型是纯粹的红油销售方，包括在境外以及境内销售。境外销售方面，行为人可能为香港行政区的红油拆家，通过向往来船只以及专门的采购人员售卖红油；境内销售方面，则是在采购来源于境外的红油后二次售卖。

对于境外销售方而言，由于所销售的对象较为广泛，且次数较多，因此会被认定属于走私的核心环节人员，即在整个行为过程中体现了必要性，基本上可确定属于走私犯罪的主犯。而对于境内销售的人员相对复杂，需考虑其与走私犯罪的距离，对于与境外人员直接合谋走私的，以刑法153条定罪；对于明知来源于走私仍收购的，则以刑法155条定罪；对于上述两类型之外的人员，由于已经与走私犯罪有一定距离，因此脱离走私罪名的追诉范畴，但可能构成其他罪名。

第二类是红油的运输及加工方，即将红油从境外运输到境内，随后进行加工的人员。由于红油被添加了染色剂，显红色，因此在国内销售前往往需要加工脱色。运输方面由于直接参与到境外到境内的行为，属于走私的实行行为、核心环节，因此较大可能会被认定属于主犯；加工方面如与销售、运输、二次售卖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或是直接参与多个环节，则亦会被认定属于主犯的范畴，值得说明的是，如果加工并未与其他环节深度关联，此时可能会构成如生产、销售类型的罪名，而非走私犯罪。

第三类是红油使用者以及中介，在运输圈子中，红油使用者往往会同时承担中介的角色，即介绍会推荐同行前往特区岛屿中加注红油。红油使用者往往是船东或是船只的经营方，其所加注红油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节省一定的运费，而非进行走私，然而根据相关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航运运输行业的规定，加注红油等境外油品依然可以走私犯罪论处。实践中对于自行使用的情况，虽构成犯罪但整体的量刑相对较轻，即便税款过百万元，但在进行一定程度的补税以及非法所得退还后，还是可以获得缓刑处罚。

红油的中介方较为特殊，一方面相关人员本来便使用红油，另一方面也会作为销售方的下线，推荐他人前往加注。对于中介方而言，本质上其属于环节中的中转，虽参与其中但并未起到关键性及必要性的作用，所挣取的仅仅是一些介绍费，并未直接从偷逃税款中获利，因此所起作用较小。

二、以环节定位责任

在确定不同环节后，便能根据行为人在其中所从事的工作，对主从犯以及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进行划分。主从划分的核心在于所起作用大小以及是否属于关键性、核心行为，整体而言对于涉案较深、参与较多、获利巨大的人员而言，一般认定为主犯，相应起到辅助性作用的，则一般为从犯。

根据笔者办理案件的相关经验，不同人员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类型：首先，对于红油走私行为的组织者、模式的策划人员以及主要销售方，一般认定为主犯，其核心原因在于对整个行为产生控制、管理的作用；其次，对于在原有模式下参与其中的人员，由于并未建立整个行为，只是为谋取非法利益而参与到红油走私活动中的，存在认定为从犯的可能，即便相关人员有一定程度的获利，亦可以通过退回非法所得等方式获得从轻处理；再次，对于各个环节中受到指挥而参与其中的，可对比其环节的主要责任人获得从犯认定，即对于普通打工者而言，其不仅是模式下亦是自身环节的从犯，实践中会有极大幅度的减轻处罚可能；最后则是不构成犯罪的人员，即受到蒙骗参与其中，虽为走私提供了一定帮助但实际不足以认定为犯罪。

三、一些案例

笔者一共办理了十余起不同类型的红油走私案，进行简单介绍：

首先，某红油加工、运输、销售案，案中除了相关团伙的组织者，其他人员均被认定为从犯；值得说明的是，由于组织者所采购的红油并未来源于直接走私人，因此并未定性为走私犯罪，而被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终量刑仅有走私犯罪的刑期的一半；

其次，某红油采购、自行使用案，相关人员往来于沿海区域，并前往香港加注红油，该案红油的销售方由于身处境外一直未归案，但并不影响所有加注红油的人员最终均被认定为从犯。

最后，某红油运输、销售案，该案涉案人员众多，除运输的母船外，还包括各个小船以及其中的人员，最终只追究母船、小船的实际经营者，以及其中参与程度较深的船长，对于协助接驳、运输的其他人员，均未纳入追诉环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