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人生：中唐文人的精神栖居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八达游春图》 五代 赵喦 台北故宫博物院

《槐荫消夏图》 南宋 佚名 故宫博物院

《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

周文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翻开《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以下简称《白居易传》），别具匠心的封面设计引人注意：明代仇英《浔阳琵琶》为背景，勾勒出传统士大夫的经典形象；而画像下方“斜杠青年”的身份标识、左侧“诗人的七座花园”的主题字样，又为这一传统形象注入现代解读的活力。

作为周文翰文人视觉传记系列的最新著作，《白居易传》延续其全景式写作风格，跳出聚焦文学成就的传统传记框架，以“七座花园”为线索，借翔实史料还原出立体的白居易。全书依时间脉络，以严谨的考据，娴雅简约的叙述，刻画了中唐文人的鲜活形象，串联起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生命历程。其中还包括中唐宫廷政治、市井生活，以及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的交往细节，铺展出一幅生动的历史图景。

诗伴一生的心路历程

白居易(772-846)一生写诗六十年，共留诗作三千八百四十首，其诗作不仅构建起中国古典审美的重要范式，更串联起他从仕路激昂到心归宁静的完整轨迹。那些融入国人文化血脉的诗句里，既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忍、“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悲悯，也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乐美感，还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色彩，以及“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自然意境。而《白居易传》则将这些诗句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让我们看见诗与人的深度交织。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其仕途紧密相连。他虽出身官宦之家，但仕途并非一帆风顺。29岁考中进士后，从秘书省校书郎做起，历任周至县尉等职。其间有感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创作了跌宕起伏的《长恨歌》，不仅奠定了其文学声誉，更赢得唐宪宗赏识。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他直言谏言，以“为民请命”为任，并创作了大量“因事立题”的《新乐府》。这些作品以“质而径”的语言、“直而切”的表达，通过民间乐人的传唱，实现了“补察时政”的社会功能，也为他赢得了“诗魔”的美誉。

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人生转折，此后在忠州、杭州、苏州他虽依旧勤政爱民，但甘露之变后，便逐渐转向“独善其身”。田园风光、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成为此时白居易诗歌的主题，他在对自然和生活的细腻描绘中寻求内心的慰藉，追求精神的独善。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简单的诗句勾勒出一种闲适惬意的生活画面；“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灵动的诗句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江南春景。这些诗作少了讽喻的激昂，多了沧桑后的宁静通透，这份感悟千百年来引发着读者的情感共鸣。

七座花园里的理想与美学

《白居易传》聚焦白居易宦海生涯中的七处居所，这些园林既是他的心灵避风港，也是其艺术审美与人生哲学的外化，更映照出长安、洛阳、苏杭等地的历史人文风貌。

书中首提的长乐坊宅院，是白居易“人生第一座房子”。虽简朴却生意盎然，“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的方寸之地，承载着他初入仕途的道德理想与生活意趣。而后的新昌坊两重院落，见证了他仕途的首次升迁。院中栽种的松竹，既是他对自身品格的期许，更生动呈现出中唐下层文人初涉官场时的生活艰难与朴素状态。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白居易在渭村丁忧时的园林实践。面对简陋田庄，他以“筑高台、修观景茅屋、引泉移竹”等手法改造，将其打造成可“坐观华山碧峰，卧览渭水云帆”的文人栖居地，其早期造园思想的雏形也在此间清晰显现。

贬谪江州时营建的“司马宅”，标志着白居易造园艺术的成熟。虽为暂居官舍，他却倾注心力细细营造：宅宇背依高岗，竹林与白石相映成趣；苦竹与黄芦红绿交织，新竹同凌霜桂树并立；更凿一方小池，以白沙铺底、青石砌岸，白日可观池中涟漪，夜晚能赏月下倒影，在方寸天地间，构筑起一处安放心性的精神家园。

庐山遗爱草堂是白居易“追求独善自足的实验场”，更堪称其造园艺术的巅峰之作。这座草堂坐落于香炉峰下，以青萝为墙、白石为桥，流水环绕其间，飞泉相映成趣，与周边的云、木、泉、石浑然融为一体。白居易更精心配置乔松、修竹、红榴、白莲等植物，让草堂成为“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的理想之境。这般景致令他甘愿在此数月独居，甚至萌生出终老于此的念头。

任职忠州期间，白居易在推行“均赋租”“宽刑书”等惠民政策的同时，于城东荒坡开辟“东坡”：坡上种植野桃、山杏、水林檎等果树，溪中栽种荷花，水畔修筑观景台。这种雅俗共赏的造园方式，兼具实用价值与审美意趣，其营造理念跨越两百年时光，与后世苏轼产生了深刻的跨时空共鸣。

白居易晚年营建的新昌坊与履道里宅邸，造园技艺更臻化境，集中展现其造园水平的巅峰状态。新昌坊宅以松竹花草勾勒自然意境，搭配青瓦白沙的造景手法，尽显雅致；履道里宅邸则通过引水、筑台、种竹、堆石等技艺，将江南景致巧妙复刻于洛阳城中，堪称其世界观、生活观和个性的物质化呈现。

这七处居所于白居易而言，有着多重深层意义：既是他现实生活的落脚据点，也是调和“仕”与“隐”矛盾的思想空间，更成为他孕育闲适诗作的文学场域。园林串联起白居易的个人生活轨迹，更是中唐文人生活方式的鲜活实录。从长安到洛阳，从江州到忠州，每一处园林都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地的社会风貌与市井习俗。透过这些具体的园林营造实践，我们得以真切触摸中唐士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看清他们如何借由物质环境的打造，实现精神层面的安顿。而这种以居住空间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也为理解白居易其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

白居易的文集整理与传播

白居易不仅是高产诗人，更是以编辑家的远见系统整理其个人文集：他将作品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用“以类相从”的方式编排，并附详细自注，为文集留存奠定清晰框架。元和十年（815年）初编800首为15卷；长庆四年（824年）诗稿经元稹编为50卷《白氏长庆集》（存诗2191首）；此后持续增编，先后形成67卷《白氏文集》《白氏洛中集》，并分散藏于多座寺院；直至会昌五年（845年），74岁的他终订文集为75卷，作《后记》收官。

白居易对自己文集的编辑工作贯穿了他的后半生，这体现了他对自身作品传承的重视。他在不同时期，根据自己的创作情况和人生境遇，不断地对文集进行整理、编辑和保存。从元和十年的初步整理，到会昌五年的最终编订，每一次编集都是他对自己文学创作历程的回顾和总结，也为后人借作品触摸他的人生轨迹与思想世界，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依据。

从传播史视角看，《白氏文集》的东传是极具研究价值的文化现象。文献记载显示，由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总目录。该目录收录了《白氏文集》（70卷）。这表明在日本平安前期，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已传入日本并被收藏。更具说服力的是平安时代流行诗歌选本《和汉朗咏集》——其中白居易作品占汉诗总数的23.6%，远超杜甫（4.8%）与李白（3.6%），足见白居易在日本的接受度和影响力。

从接受美学层面分析，日本对白居易的选择性接受背后，是深刻的审美契合。相较于李白诗歌的豪放飘逸、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白居易平易的语言风格与生活化的题材，更贴合日本文学传统审美。尤其其闲适诗中流露的自然情趣与生活美学，与日本文学追求的“物哀”“幽玄”理念深度共鸣，这或许正是白诗能在日本持续传播千年的核心内在原因。而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远不止于文学与审美层面。《白氏文集》的编撰思想与体例，还为日本文体编撰提供了典范，使其成为最早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中国文学经典之一。

合上《白居易传》，仿佛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深度对话。周文翰以“七座花园”为钥匙，佐以翔实史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白居易的全新维度。书中的白居易，不只是编撰七十五卷《白氏文集》的“诗魔”，更是在园林中倾注匠心、于诗酒间寻觅慰藉的性情中人。他在中晚唐的时代背景下，以诗歌为笔、以园林为笺，书写出独一无二的人生篇章。这份跨越千年的生命印记，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更有待深入研究与传承。

（作者：张慧，系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