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中产返贫

内容提要：

本文剖析中国中产阶层定义、崛起与收缩历程，揭示改革开放后中产从3%扩至39%的辉煌，却自2018年起因房地产下行、就业疲软与保障缺失而开始萎缩、返贫。理论与数据警示阶层金字塔化风险，呼吁制度干预：强化社保、稳楼市促就业、税教改革，方能避免中产陷阱，重振经济内需与社会稳定。

一、什么是“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是社会科学中最神秘但最常见的概念之一，通俗地说，中产是工人和富人之间的经济阶层。用学术语言描述，中产阶层，通常是可支配收入落在其居住地理区域中位数范围内的个人和家庭。

通常来说，中产阶层的家庭具有以下特征：

1，是白领专业人士或经营自己的企业；

2，受过良好的教育；

3，拥有自己的房子；

4，有足够的社会保险；

5，可支配收入在收入中位数的一定范围之内；

6，其可支配收入能够负担旅游度假或餐馆就餐，可依靠借贷购买房屋和汽车等大件物品。

在美国，中产阶层约占人口的一半，主要是中产阶层。

在中国，由于就业结构与西方存在较大的差异，劳动力中的30%至40%为灵活就业或个体户，这部分人群中的可支配收入落入中位数收入范围内的群体，不一定属于白领专业人士或经营自己的企业，也可能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在中国，中产阶层至少必须符合以上6个特征的第3至第6项特征。

其中，收入是衡量中产阶层更直接的指标。很多调查与研究一般将家庭收入处于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3至2倍之间的家庭视为中等收入家庭。据此计算，美国的中产家庭比例自1970年开始大约占60%左右，而高收入群体为20%左右。

二、在经济高速增长转折到低迷时，中国中产阶层也经历着崛起和萎缩。

78年高考、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的倒买倒卖、九十年代初的官员下海、煤老板为代表的资源巨潮、疯狂的楼市繁荣周期、最近二十年的网络红利。改革开放以来这七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使得很多普通的中国人改变了身份，一跃成为了中产甚至富人。而从几乎为零到数以亿计的迅速扩大的中产阶层，推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巨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这一进步主要归功于自2000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激增。这导致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在短短 15 年内增加了 6 倍，富裕公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2002年，中国十六大上发表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报告中首次提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报告还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发展目标。后来的公开文件一再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

收入的增加导致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经济学界一般使用收入区间来区分经济阶层。虽然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收入没有统一标准，但国家统计局将年收入在人民币6万至 50万元人民币（7,250 美元至 62,500 美元）之间定义为中产阶级。

根据皮尤的收入阶层分类，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阶级之一， 2000年只有占人口的3.1%的3910万人属于中产阶层。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有占总人口39%的5.5亿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相当于25年间中国的中产阶层增加了5.1 亿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增长都发生在中低收入阶层。如将中产阶级分为下层和上层时，就会出现差异。在中国，68%的中产阶级属于中低收入阶层。

所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年底的研究数据显示，年收入通常在50万-150万元，可投资资产在100万-300万元之间的小康富裕层，全国约有1850万户家庭属于这一层级，仅占总人口的3.6%。这部分人群多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层管理者或成功的小企业主，在一线城市通常拥有一套住房，生活无忧但仍需工作。

虽然中等收入阶层因其对该地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越来越受到认可，通过对教育、消费和储蓄的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凝聚力和缓解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显示，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自2018年以来，实际上呈现持续收缩的趋势。如果与10年前的2015年对比，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了88.1%，但收入中位数仅增长80%，中间收入组收入仅增长75.6%。这样的趋势打断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收入阶层向纺锤型发展的趋势，重新向金字塔形趋势发展。

这样的收入阶层发展趋势，导致中国仍然存在大量弱势阶层，特别是那些略高于中等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家庭，其中约四分之三仍处于中等收入金字塔的底部，面临脆弱的风险。

三、最近几年来，为何会出现中产阶层收缩，中产返贫的现象？

理论上，在缺乏家庭收入动态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往往预期低收入阶层更容易陷入脆弱风险，而中等收入阶层则被视为相对安全的缓冲区，不再需要额外社会干预。然而，现实中，中国中产阶层近年来面临严峻挑战，导致其规模持续收缩和返贫现象频发。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从2018年的峰值开始下滑，2023年已降至约28%，较2015年减少近5个百分点。这一趋势不仅打断了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向“纺锤型”分布的进程，还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风险。

首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行周期。

作为中产财富的主要载体，房产曾是许多家庭实现阶层跃升的关键，但自2021年以来，受“三道红线”政策调控、开发商债务危机（如恒大事件）和需求疲软影响，全国房价平均下跌15%-20%。许多中产家庭的房产资产缩水30%以上，导致财富效应逆转。

杠杆购房的家庭还面临高额房贷压力：2025年10月29日·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2025年第二季度住房贷款风险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7月，全国个人住房贷款逾期率已升至2.78%，连续三个月未还款的“断供者”人数已突破187万，同比增长35.6%，部分中产被迫变卖资产或削减消费以维持还贷。

其次是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加剧工资停滞。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5年数据，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2%，但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18%，中产主导的白领岗位（如互联网、金融）裁员潮频发。2023-2024年，科技巨头如阿里、腾讯累计裁员超10万人，中低端服务业就业不稳。工资增长放缓：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增2.8%，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增长1.7%。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25年报告指出，中国中产消费信心指数跌至2019年疫情低点以下，许多家庭转向“躺平”或副业求生。

此外，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不足放大脆弱性。

尽管医保覆盖率达95%，但高额医疗、教育支出仍侵蚀中产缓冲。2024年教育部数据显示，义务教育后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占比收入20%以上，而养老保障缺口扩大：中产多为“夹心层”，赡养老人与抚养子女双重负担下，中产阶层财富缩水。疫情后遗症、通胀低迷和地缘不确定性进一步推波助澜。

更重要的是，与低收入群体不同，中产缺乏针对性资源获取渠道。高收入者有多元化投资缓冲，低收入者有精准扶贫网，而中产“悬浮”其中，易受外生冲击（如经济下行）放大风险。

总之，这些因素交织，导致中产从“稳定器”转为“脆弱带”，亟需政策破局。

四、如何制止中产返贫，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成为富豪需要的主要是机遇窗口，那么维护大面积中产阶层稳定则依赖健全的制度保障。

中产阶层对收入和生活质量下降的危机感日益强烈，实事求是地说，中产并非铁板一块，一个健康社会应允许双向流动：低收入向上跃升的数量超过中产向下沉沦，方标志阶层扩张与繁荣。反之，中产萎缩即返贫信号，反映经济增长困境。因此，政策需聚焦提升风险抵御力，阻断“低收入-中产-低收入”的循环风险。

首先，强化社会保障网底，针对中产“夹心”痛点。要将社会保障的照顾面从低收入人群扩大到中等收入人群。

其次，要减少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让房地产市场迅速市场化出清，推动房地产市场早日稳定复苏。

第三，要增加个人收入。我们应该将财政支出的重点从投资转向增加个人收入，快速提高国民收入中个人收入占比，通过结构性改革提振内需，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促成制度创新与公平流动。完善税收调节，渐进式房产税覆盖高持有者，释放中产流动性资金；投资教育与创新，扩大“双一流”招生中产倾斜，阻断代际返贫。

总之，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可重塑中产韧性，推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