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张作霖时代东北军能够打到长江，而张学良时期自保都困难？

历史的聚光灯聚焦于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一战定乾坤，干趴直系，从平津一路打到上海，势力范围延伸至长江流域。

但是好景不长，四年后的1928年，奉系就丢失平津，被北伐军压迫到山海关，不久少帅宣布易帜，北洋军阀正式消失在了历史舞台。

令人疑问的是：为何奉系短短四年时间，就从巅峰状态的一统天下之势，跌落到了自身难保的境地？

其一，从历史大势来看。

北洋政府自袁世凯肇始，通过不正手段窃取辛亥成果，北洋本身就是得位不正，再加上复辟闹剧、废法闹剧接连上演，注定了北洋政权不得人心，且自身内部矛盾重重。

终于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内部迅速分崩离析，皖直奉各系割据一方自相残杀，北洋军阀整体的实力在不断内损。

皖系率先出局，直系基本打残，奉系虽然最后短暂掌控北京政权，并号称三十万海陆空大军，实际则是外强中干，且有南方革命党和外患掣肘。

尤其在张作霖死后，奉系内外矛盾已达到顶点，外有几近撕破脸皮的日本，内有势如破竹的北伐军关口叫阵，东北除了易帜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其二，从奉系内部来看。

先说东北的人才和组织。

张作霖时代，东北内部分为两派来拱卫奉系政权，即老派与新派。

老派以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吴俊升等人为代表，老派不懂新式战法，依旧是绿林好汉那一套战争思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就能看出来，这套战法已经不好使了，连直系旧军阀都打不赢，更别说北伐军和关东军。

张作霖也很清楚，奉系的未来，靠这帮江湖义气的老铁们已经指望不上了。东北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锐意进取的新派年轻人身上。

新派以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杨常为主，这些人懂新式战法，也对奉系的未来发展有更深远的考虑，在当时全国军阀们都在裁汰旧军发展新军的大背景下，新派无疑是东北未来竞争天下的资本。

新派在实践中也不负众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接打到了长江，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暮西山的老派形成鲜明对比，老帅深知新派的强大，并且把新军主力和能打的将领都交到了亲儿手中。

新派基本上可以说是向张学良嫡系的方向上发展。但是可惜，新派内部因原生教育土壤不同，导致政见不和党同伐异，因而内部矛盾交织，这就造成了后来新派内部爆发武装叛乱。多次内乱中消耗了新派的力量，到了老帅后期奉军实际就已经元气大伤，甚至连自保都困难。

到了少帅时代，老帅没留下啥政治遗产，反而留下了个烂摊子，连个能收拾东北局面的能臣都找不到。托孤老将郭松龄在叛乱中失败被杀，名将姜登选也死于郭的叛乱，名将韩麟春不久病死，能臣杨宇霆、常荫槐后来犯了张学良忌讳被诛杀。东北到了少帅统治时代可谓人才凋零殆尽，军队组织也历经内乱而混乱不堪，局面非常被动。

同时也能看出二十多岁的张学良在无人辅佐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具备掌控东北大局的能力，在内外外交上也毫无自主性，只能被蒋先生所左右。

再来看一下彼时东北的财政状况。

张作霖前期，奉系战争规模较小，基本上是以巩固东北统治为主，尽管在财政上略有赤字，但在能臣王永江税制改革后，财政开始扭亏转盈，1920年的时候，尚有盈余1100万 。

在张作霖后期，奉系入关逐鹿中原，军费压力山大，到1930年，奉军年赤字高达7000万，又由于滥发“奉币”填补军费开支，导致东北金融混乱几近崩溃，只得向日本求助贷款。

孤注一掷的奉军最终战败退回关外，南方地盘完全丧失，还欠了一屁股外债，留给继任者张学良一个摇摇欲坠的奉张政权。

其三，从奉系外部来看。

奉系根基所在东北，而东北正处于日俄两大列强夹击之下，相对弱小的奉张夹缝求生，也恰恰是东北同时被日俄两大帝国觊觎，而保持出了相对平衡稳定的外交态势。

苏俄与奉张在外交上历来不和，又是南方北伐军的坚定支持者，因而导致奉系更加倾向于依附日本。而日本对东北的控制权也强于苏俄，原因最早可追溯到《马关条约》时期的条约款项，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经济、交通、军事等优势较俄更为明显，所以与奉张的合作也更加深入，甚至可以说是操控着奉张命脉。

但奉张也不甘成其傀儡，与日本长期处于相互利用的状态。日本方面自然不会允许自身国家利益持续受损，尤其是受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日本国内全指望外来资源给国内输血渡劫，自然不会任由奉张玩弄，不受操控且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张作霖必然会被日本无情抛。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杀害，代表了日本对东北立场已由扶持傀儡政权到取而代之的转变。

因而到了少帅时代，日本对东北的态度也发生了大转弯，少帅已经没有筹码跟日本去搞啥平衡外交，要么拼光家底被日本吃掉，要么依附蒋先生。

综上三点，奉系在张作霖时代同北洋系军阀交锋时尚自保有余，也有条件适当延伸奉系的生存空间。但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内有全国统一形势的明朗，外有日本国内危机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且东北自身实力也已经大不如前，到了张学良继任之时，奉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张学良最终只能无奈选择易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