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改革法制-细品《资治通鉴》之隋唐盛世原文及译文

唐朝的法律是沿袭了隋律，在贞观年间，由房玄龄等人编制了《贞观律》。

贞观律从表面上来看，特点就是轻刑罚，尤其是大大减少了死刑。

而贞观律的背后其实体现了唐朝的统治者对于儒家文化引入法律的支持，在贞观律的基础上才有了《唐侓疏议》尤其是德主刑辅的实践缔造了后世中国法律的基石。

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资治通鉴》中记载的房玄龄等人编制贞观律的这段历史。

《资治通鉴》原文

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六三七年

春，正月，徙郐王元裕为邓王，谯王元名为舒王。

辛卯，以吴王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慎为秦州都督。将之官，上赐书戒敕曰：“吾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飞山宫。庚子，特进魏征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以为：“旧法，兄弟异居，廕不相及，而谋反连坐皆死；祖孙有廕，而止应配流。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者俱配役。”从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称赖焉。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馀条。武德旧制，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又删武德以来敕格，定留七百条，至是颁行之。又定枷、杻、钳、锁、杖、笞，皆有长短广狭之制。

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欲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

甲子，上行幸洛阳宫。

上至显仁宫，官吏以缺储偫，有被谴者。魏征谏曰：“陛下以储偫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犹嫌不足乎！”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庚子，上宴洛阳宫西宛，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房玄龄、魏征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以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泰师，上谓泰曰：“汝事珪当如事我。”泰见珪，辄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弁}，行盥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自珪始。

群臣复请封禅，上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夏，四月，己卯，魏征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资治通鉴》译文

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春季，正月，改封郐王李元裕为邓王，谯王李元名为舒王。

辛卯（初五），任命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都督。将要赴任时，太宗手书诫敕，说：“我想送给你们珍玩，恐怕使你们更加骄奢，不如得到这么一句话。”

太宗命人营造洛阳的飞山宫。庚子（十四日），特进魏徵上疏认为：“隋炀帝依仗着国库富足，不担心后患，穷奢极欲，使老百姓穷困，以致于被人杀掉，社稷江山变为废墟。陛下拔乱反正，应当深思隋朝灭亡和我大唐得天下的原因，撤掉高大的殿宇，安居低矮的宫殿；假如在旧基上又加扩修营建，承袭旧殿加以华丽的装饰，这便是以乱代乱，必然遭致殃祸，江山难得易失，能不好好考虑吗？”

房玄龄等人先前受诏修定律令，认为：“依照旧法，兄弟分居，门荫互不相关，而谋反连坐时均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只发配流放。依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当之处。现今重定律令，祖孙与兄弟株连犯罪的均发配劳役，”太宗同意。自此比照古代死刑，已除掉了一大半，全国称道。

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做劳役七十一条，举凡删繁就简去除弊刑，改重为轻，不可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

武德朝旧制度，在太学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从祀；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改为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亨。又删减武德以来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到此时颁行天下，又定枷、杻、钳锁、杖、笞等刑具，均有长短宽窄的规制。

自从张蕴古死后，法官都以减罪释放为戒；当时误抓误判，又不加罪。太宗曾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判刑的较多较重，为什么？”刘德威答道：“这关键在于皇上，责任不在臣下，君主喜欢宽大则刑宽，喜好严刻则从重。律文写道：错判人入狱的减官三等，错放则减官五等。如今错判了人无事，错放了人却要获大罪，所以吏卒为求自免，竞相定罪，苛细周纳，不是别人让他们这么做，而是畏惧犯罪的缘故。陛下倘若一律以法律为依据，则此风气立刻改变。”太宗高兴，听从这个意见。从此断案大多平允公正。

太宗认为汉朝预先修筑陵墓，以免子孙们时间仓促又耗费财力，而且一心要薄葬，担心子孙随从时尚追求奢靡。二月，丁巳（初二），太宗自定送终制度，依山建陵，地宫仅能容得下棺木即可。

甲子（初九），太宗巡幸洛阳宫。

太宗到达显仁宫，当地官员因缺乏储备，有被降职的。魏徵劝谏道：“陛下因为储备的事就将官吏降职，我担心此风气盛行，则会造成民不聊生，这并非陛下巡幸各地的本意。从前隋炀帝暗示各地郡县进献食品，视其进献多少做为赏罚的根据，所以天下百姓叛离。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又要效法呢！”太宗惊叹地说：“没有你，我便听不到这类话。”进而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从前经过这里，买饭而食，租房舍而宿，如今供奉如此，怎么就能嫌其做得不够呢！”

三月，丙戌朔日（初一），出现日食。庚子（十五日），太宗在洛阳宫西苑饮宴，在积翠池泛舟，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修筑此宫苑，与百姓结下积怨，如今全都归我所有，正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在宫内谄谀，在宫外堵塞君主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吗？”

房玄龄、魏徵上奏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下诏颁行全国。

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李泰的老师，太宗对李泰说：“你对待王珪当如侍奉我一样。”李泰见到王珪，总先行拜见礼，王珪也以师礼自处。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先前，公主下嫁，都不以媳妇礼节侍奉公婆，王珪说：“如今皇上圣明，行为举止都依循礼法，我接受公主行礼，难道是为自身荣耀？只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名。”于是和他的妻子就席而坐，让公主拿着盛枣栗的竹器，行媳妇侍公婆的馈之礼，洗手后，递上特豚。此后公主向公婆行礼，就从王珪家开始。

众位大臣又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太宗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讨论礼仪，房玄龄予以裁定。

夏季，四月，己卯（二十五日），魏徵上奏疏认为：“君主善始者较多，能够善终的少，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成难吗？那是因为身处忧患则竭心尽力对待百姓，一俟安逸就骄横恣肆而轻薄怠慢；竭心尽力待人则胡、越等族也同心协力，轻薄怠慢则亲属也离心离德，即使以神威圣怒震动天下，臣下也都是外表顺从，表里不一。君主应该能够做到见到希望得到的东西则想到知足，将要兴缮营建的时候想到适可而止，身处高处则想着谦卑，面临盈满则想着减损，遇见安逸享乐则想着克制，在平安的时候想到后患，防止闭目塞听则想到延纳谏诤，痛恨谗言邪恶则想着端正自己，行爵赏时想着由于高兴而乱行封赏，施刑罚时想到会因为恼怒而滥罚。君主常常思考着这十个方面，而选贤任能，这样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费力以代行百官的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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