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路易对谈胡安焉：文学写出了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困境

爱德华·路易是法国外译最多的作家之一，10月底，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各个城市进行了巡讲。他的第一部作品《和爱迪做个了断》已经出版中文版，这部作品的发行量达到50万册，并在法国搬上了话剧舞台。

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也翻译成多种语言，刚刚在德国出版，在英国和美国、法国也即将出版。

爱德华·路易，胡安焉，与白夏荷（主持人）。

两位作家写作的核心都是个人的经历，聚焦私密的事件，并且也会分析社会的断裂、折叠、无形的暴力，也会讲述当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他们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写作最终也都超越了个体的故事。无独有偶的对话因此会带来两个世界的交汇，并且会回答一个问题：书写怎样讲述个人的经历，而同时又带来普适性触动的力量？

文学是一种自我救赎的逃遁吗？

爱德华·路易提及，他写作的时候用了一种社会的、集体的和政治的视角，而不是以个人的视角。其实写作并没有能够让他治愈，整个过程总是非常痛苦，很煎熬。对爱德华·路易来说，写作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既然有过这种经历，其他人肯定也有过这种经历。“我要去书写它，我要把这种经历写出来，以杜绝它。可能这个想法太疯狂，这种雄心太过高了，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承受过这种痛苦，我无法接受别人还要去承受这种痛苦，所以我要写出来，这就是我的严酷的现实。”

爱德华·路易认为，理解暴力是一种对暴力的还击，是把暴力放到一种危险的境地当中。其实这并没有那么容易理解，我们如果想要理解暴力的时候，总是会尝试找它的原因，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暴力，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机制，哪样的人有可能对你用言语或者身体的暴力等等，很多人可能会去寻找暴力的原因，而在解释它的原因的过程中，可能他们会有一种宽容，而爱德华·路易却是相反的一种心路历程，暴力非常难以承受。“它越难以承受，我越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解构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写《和爱迪做个了断》这本书的原因。它不仅仅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我父亲总是用这种言语粗暴对待我，说我不像个男人的这种话，我小时候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我父亲有罪，我母亲有罪，我憎恶他们，憎恶我身边的人，书写对于我来讲能够让我找到它真正的原因，而这种真正的原因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更多的外在的东西、其他的地方，所以要去找到个人以外的、个体之外的，也就是说在社会、集体、阶级、什么叫男人味儿这些东西里面去找。”

爱德华·路易，胡安焉。

写作如何改变家人的关系？

爱德华·路易表示，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书会有很多人去读。“我是无名之辈，我的出版社等了很久才出版第一本书。当时他们挺犹豫的，他们说读者受众可能不会很大，因为这个书里写了许多暴力，是自传体的，大家可能更喜欢读虚构的小说等等，对他们来讲也是比较犹豫的过程，他们推迟了很多次。书出版之后，我当时就想，可能出售1500册、3000册就了不起了，但是忽然之间，好像一下子这本书取得许多成功，并且被译成外语，我的家庭成员特别特别愤怒，有很多人给我发来信息，我的大哥从巴黎过来，拿了一个棒球棍，他当时要来杀我，我不得不逃到一个地方躲起来，其实这些时刻都非常非常难熬。但很奇怪的是，有一天我在一个书店里面，就像今天这个场景一样，我母亲来了，我不知道她当时在场。”

在活动结束的时候爱德华·路易的母亲指责他：“你为什么讲我们很穷？”这对他们来说，是让他们觉得非常难以接受的。爱德华·路易指出：“如果被剥削的人，在苦难中的人，他们以苦难为耻，我们怎么能去改变世界呢？我写的是关于他们的苦难，而他们却是为这个事情觉得耻辱，他们认为我让他们丢人。”

“在这方面，我觉得文学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替个体发声，有些个体不一定会为自己发声。因为他们不一定有意识，或者不一定有这种可能，甚至有的时候就像他们一样，他们觉得羞耻。”但是随着爱德华·路易的写作，他的母亲也逐渐改变了态度，现在他们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亲近。

创作的初衷想讲述什么？

胡安焉则分享说，他写作的起点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另一个方向的追求。了解艺术、文化，让他的精神得到丰富，让他在看待自己生活的时候有更多的视角，有更深入理解的能力，当然也包括更大的接受力，就是不会被困在一些很具体的生活的困难里面，对自己感到失望，对生活感到失望。

“虽然我出版的书是《我在北京送快递》，但是我写作的最开始的十多年，从2009年到2020年，我的写作方向是小说，我并没有想过直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像我这样的写作者中国应该挺多的，其实纯文学，包括诗歌、小说的写作者，他们的出版是很困难的，只有很少数的作者能够幸运地得到出版机会，大多数写作者都是默默无闻的。写作小说、诗歌，它不是现实的经济的考量，更多人还是希望能够在一个精神层面对自己有一个价值的确认感。”

胡安焉认为，写作可能是我们追求独特的个人价值的一个途径、一个手段。

爱德华·路易。

爱德华·路易分享说，这几年有很多时候他尝试去写虚构，电脑里面有不少的手稿，而他在写虚构的时候有一种耻辱感。“我以写虚构为耻，我感觉到如果不写我的父亲、不写我的兄弟，没有人会去写他们，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失望，一切都会随着他们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感觉好像有许多的鬼魅追随着我，就好像莎士比亚说你没有权力这么做。这个确实挺奇怪的，其实我读很多虚构小说，影响我最大的是莫里森、杜拉斯、福克纳，美国的文学当中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写的就是贫穷这个主题，但是我写不了虚构小说，做不到，羞耻感太强了。”

他指出，人们有一种不真实的幻想，到了每年文学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绝大部分都是虚构小说，而那时候没有人说怎么到处都是自传体。“所以我感觉自传体并没有被大家完全地接受，我们去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当中，安妮·埃尔诺是唯一一个不是完全写虚构体小说的作家，130名获奖者当中只有她这一名是写自传体作品的。法国加勒比海的一个作家，大部分作品也都是自传体。但是在130名当中，只有一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写自传。”

胡安焉还分享了他阅读爱德华·路易作品的感受。爱德华·路易考到一个艺术学校之后，他妈妈去开家长会，他们走在路上，这时候他不希望被同学看到自己的妈妈，他说在小时候，他跟妈妈共同承担一种自卑，一种羞耻，就是对自己贫穷，去领救济粮，收入有限，家庭里面酗酒，方方面面的羞耻和自卑，他们是共同承担的，可是当他考到亚眠市的一所艺术院校之后，他觉得和妈妈的羞耻感分开了。“我读到这个地方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确实有非常非常像的经历，就是对自我的羞耻感，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爱德华·路易的书在中国应该能够获得广泛的读者的理解和喜欢，因为这些不存在国别文化之间的差异。这可能是所有人都共同面对的一些困境，人所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不可能是完善的，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完美，人在受了委屈、受了气、受了压迫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种反向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要不就是伤害别人，要不就是伤害自己，要不就是让自己变得扭曲，它不可能凭空消失，它跟物理的能量守恒定律一样，所有伤害都会以某种形式体现出它的回应。而这个可以调动大多数人对这件事情首先是共鸣和感动，然后理解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怎么伤害所有人的，对于文明的推动，它是有帮助的。”

分享嘉宾/爱德华·路易 胡安焉

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婷

编辑/走走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