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看秦汉帝国是如何熔铸成型的

《帝国的骨架》是一部从地缘政治视角解读先秦、秦汉历史的作品。作者创造性地提出纵向地轴和横向地轴的地缘政治概念，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对西周封建制，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秦并巴蜀、郡县制、筑长城、南征百越、始皇巡游，楚汉之争，西汉的郡国制、汉匈战争、经略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全新解读。通过深入剖析西周至西汉一千多年间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势，考察了秦汉帝国熔铸成型的过程。本书视野宏阔，对于先秦、秦汉史提出了不少新的认知。

本书还根据西周至西汉一千多年间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精心绘制了35幅精美历史地图，其中书前配图6幅，以呈现西周至西汉总体地缘政治形势的嬗递。内文配图29幅，包括秦蜀地缘联合体形势示意图，秦朝主要交通道路示意图，秦始皇五次巡游路线示意图，楚汉诸侯封域示意图，楚汉之争后期形势图，汉高帝十二年十王国、十五汉郡示意图，平定七国之乱示意图、秦汉时期秦蜀之间主要道路、武帝广关示意图、西汉经营西域的战争等，展现了秦汉帝国一系列的重大地缘政治举措。

《帝国的骨架：先秦、秦汉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势》，萧映朝　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我国古代地缘实践的渊源极为遥远

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两年后契伦提出“地缘政治”（德文Geopolitik）的概念，标志着地缘政治学的正式诞生。地缘政治学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清季民初，地缘政治学理论传入我国，对我国传统地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为《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即颇受西方地缘政治学思想之影响。其时当国家危难之际，政治地理一经传入，即掀起热潮。

二战后，由于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地缘政治理论间接成为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而臭名昭著，各国学者视“地缘政治学”一词为过街老鼠而避之不及。我国对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方才开始打破对这一领域的禁忌，到21世纪开始以前尚停留在对于西方地缘理论思想的介绍和初步研究阶段，而从地缘政治学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更是寥寥无几。但是近十年来，地缘政治学研究日渐活跃，以国际关系学、历史地理学、军事学为主体的学者对于地缘政治的内涵、研究对象、地缘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些学者开始用地缘政治的方法来具体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地缘实践规律，具体分析中国古代的地缘思想。但是，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看，则较国内起步要早，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地缘政治学的思想研究中国的边疆形态与王朝演进规律。王恩涌先生在谈到政治地理学的性质时首先即谈到其“历史性”，他指出：“和其他许多学科相同，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它的历史性或时代性。”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去探讨特定时期的时空政治格局和实践规律是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而这个工作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更为迫切。地缘政治学本身即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学问，洞悉中国古代王朝的地缘实现之路，了解其规律和经验教训，对于巩固国土防御、制定合理的国家战略意义重大。

我国古代虽未有明确的地缘政治概念，但是地缘实践的渊源却极为遥远，不但地缘实践丰富多彩，地缘思想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这不仅为中国学者所重视，也为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所注意。除了拉铁摩尔外，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了中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之内的地缘核心区的规律及其地缘政治的特性。论及东汉以前之中国地理大势，傅斯年先生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对于周代的封建制与宗法制相结合的特殊制度，周振鹤先生深刻指出：“封建制是地缘关系，宗法制是血缘关系，封建制与宗法制二而一，一而二。这是以地缘关系来维护血缘关系。”“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成为西周独特的地缘景观。

从西周具体的地缘格局来看，首先即营造洛邑，利用殷商遗民以摄制东方，这便形成了渭河平原与伊洛平原的首次地缘结合，其后封周公于鲁、姜尚于齐，与洛邑直接相呼应，这大抵乃横向地缘轴线的远绪。对于伊洛平原之于关中的地缘重要性，傅斯年先生谓之：“又其次是伊洛区，这片高地方本不大，不过是关中河东的东面大口，自西而东的势力，总要以洛阳为控制东平原区的第一步重镇。”对于周人平定管、蔡之乱的二次分封，钱穆先生指出：“鲁、齐诸国皆伸展东移，镐京与鲁曲阜，譬如一椭圆之两极端，洛邑与宋则是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两长臂，抱殷宋于肘腋间，这是西周的一个立国形势，而封建大业即于此完成。”当西周立国伊始，王畿据有渭河平原，向东以伊洛平原作为东向伸展，齐、鲁遥相呼应以遥控大平原之形势，并以晋、郑等姬姓诸侯国为枝辅，立国气势可谓宏远。而在南方，周人继承了商人对于南疆的经略，以南阳为中心建立起南控荆蛮、东驭淮夷的地缘格局。总体言之，西周以洛邑为中心构建了“十字形”架构的地缘政治结构：横向地轴为宗周－成周－齐、鲁一线，宗周为根本所在，成周为控驭东部之大本营，而齐、鲁则为其前哨，于地轴之两侧诸多封国呈放射形展开，北及幽燕，南达江淮；从纵向观察亦有一隐形之轴线，其北依太行、南连南阳，前锋则直指荆楚核心的江汉平原，东出则势关淮水。从根本上看，西周坐守关中而东向进取，依托众多的封国而开辟了以西驭东的地缘模式，从这种意味上看，北至幽燕，南至淮水都是广义上的东方，唯独南阳、江汉一带算是自洛邑而南的一个延长线。这大抵是西周立国的基本地缘构架所在。

然则犬戎来犯，平王东迁至洛邑后，则形势大变，伊洛平原的根在于关中，东迁后渭河平原拱手让与秦人，郑、晋诸国环伺，根本已失，国势陡降。大平原上形势自成一体的齐国率先称霸；昔日藩辅关中的晋国势力日渐伸展，亦为一霸；秦人锐意经营关中，渐成一偏霸。此三者构成了北中国的地缘主体。而南疆之楚则最为大国。历数春秋五霸则会惊异地发现，其中齐、秦、楚、晋四国恰好位于西周立国的纵横地轴之上，是以司马迁感慨而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在太史公眼里，四国的崛起与西周地缘轴线之地理优势关联甚密。而大国之尤者之晋、楚二国则处于纵向地轴之上，春秋大部分的历史即是晋、楚争霸的历史。从这种意味上说，春秋的地缘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纵向地轴转动的历史。

当战国之世，血缘之纽带荡然无存，各国皆务于地利与地力之获取，开疆拓土是为第一要务。从东向观之，齐国在大平原上的地位极为独特，徐州相王，魏国尊其为王；齐、秦互帝，亦在此横向轴线之上；在连横策略上，齐、秦二国也为其发起的重心所在。北向地轴之晋国一分为三，战国初年，三晋之尤者魏国疆域关联太行之东西，其因在战略上首鼠两端而终于被秦人逐出河西，自此秦人解除了东疆之威胁。秦惠文王时期南向灭巴蜀而实现了渭河平原与成都平原的地缘联合，从而开辟了新的地缘轴线。秦昭襄王时期又北逐义渠而筑长城，自兹始秦人的纵向新地轴初步奠定。新地轴尤其是秦蜀地缘联合体大大加强了秦国的地缘力量，秦人借此而强化了对于旧地轴的冲击力度。而在南向，随着秦人占据巴蜀而渐次将楚人的势力逐出，楚国的西疆门户洞开。伴随着旧地轴的日渐破碎与楚国遭受的地缘压迫，东方列国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残酷。是以秦人开启的纵向新地轴乃是其席卷天下进而完成一统的关键步骤。（摘自《帝国的骨架》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