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PBL：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自救

图源：《同我的丈夫结婚吧》

她曾在十年间反复面对困境：股东退资、市场崩塌、个人失落。那些外界看似不可逾越的波澜，对她来说，只是日常。作为一位教育者，她的故事并没有明显的高潮与落幕，而是一场漫长的持续，关于教育、信念与生活的多重博弈。她并不相信那些炫目的成功故事，教育本身更像是一场没有结束的实验。或许，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的成绩，而是那些被遗忘的、平凡的瞬间。

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总有一些人坚持走在边缘。他们不迎合潮流，也不寻求成效的捷径。他们的选择，可能是孤独的，但也许正是从这些人坚守中，我们能看到真正的教育、真正的信念。他们被称为“少数派”。

地狱级年份

夜深的直播间，她坐在一盏孤灯下，嗓音沙哑。

那是一个为期十二小时的公开课，间隙里只有几分钟的水声和咳嗽声。屏幕另一端的观众已经换了好几拨，她仍在讲，像是在用语言挽留某种秩序。

那是2024年，她创业的第十年，也是她反复形容为“地狱级”的一年。

“我从来没想过会走到今天。”郦小安说，“十年前只是想解决我女儿的教育问题，没觉得要做一辈子。去年股东退资，我突然负债一百万。只能想办法变现，于是挑战十二小时直播，把公开课转化成私教学员，后来才有了ToB业务。女儿成功上岸中央美院，丈夫却在三个月内罹癌离世。”

在她的叙述里，创业和生活的崩塌没有界限。

她说那几个月里常常是边直播边哭，哭完又继续讲课。教育成了一种维持日常呼吸的方式。

2021年至今，是创新教育最艰难的时段。政策转向、资本退潮、消费萎缩，小微机构成片倒下。对多数创业者而言，那几年像是被反复碾压的回声：补课转型、校区关停、教师流散，理念被迫贬值成一场漫长的自救。

郦小安没有退出，她的公司“布来牛PBL”从浙江金华起家，只剩一个工作室。她说：“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PBL，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再遇见下一个问题。”

这句话听起来像信念，也像一种宿命。

有一次我问她，如果用时间线标出这十年的情绪峰谷，哪一年最痛？她想了很久，说：“从2021到现在，都算。不是简单的加法或者减法，而是多个小周期的叠加。微妙又复杂。”

她用“地狱级”来形容，是因为那种复杂不是指某一个灾难，而是一连串的错位叠加：疫情、退资、疾病、市场崩塌、城市迁移。她学会了在塌陷的世界里，继续教学。

我看着她那双总是带着微笑的眼睛，想起她说过的一句话：“我只是没有彻底崩溃罢了。”那句话像一个反向的誓言，也像一个教育者对自己的自救告白。

一个母亲的教育问题

2015年，郦小安辞去了电视台的编导工作。

她在那之前做了近十年节目策划，熟悉镜头、节奏与情绪操控，也习惯了短平快的表达方式。她说：“那时候常被领导要求改稿，被训练成一个调动观众情绪的职业选手。”

她的女儿在上小学，读书认真，却越来越焦虑。她陪着孩子读书的过程，也重新读了一遍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让她变成一个被教育体系挤压得越来越浅薄的人。”

那年夏天，她在金华创办了一个叫UIEQ书友会的小型项目，做人文通识的精读课，陪孩子一起阅读经典。

她的创业起点并不带有宏大的理想，只是一个母亲的直觉。 “为了让孩子阅读，也为了让我自己不被钝化。”

两年后，她带着合伙人小茜去北京参加“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LIFE教育创新论坛。那次会议成了她命运的分水岭。“会场上我们第一次知道了HTH学校，也第一次接触到PBL项目式学习。”

她记得分享者展示了一张图片：一个幼儿园孩子画的六只蝴蝶，从第一张潦草到最后一张，线条柔顺、形态清晰。“我被震到了，”她说，“那一刻我意识到，教育的目的不是塑造完美的蝴蝶，而是让孩子有画到第六只的勇气。”那一年，她决定把阅读课堂延伸为“项目课堂”。

她开始带孩子拍纪录片，让他们去街头采访、自己剪片。那是她熟悉的领域，也是她从导演转向教育者的关键一步。

“做纪录片是绝妙的学习方法，”她说，“孩子要协作、要管理时间、要和各种职业的人打交道。那个过程，比做出一部好片子更重要。”她在金华搭起了第一个教学场地，墙上贴着学生的海报、手稿与故事梗概。

家长偶尔探头进来，看到一群孩子讨论主题、争论画面构图，常常会问：“这算学习吗？”“算啊，”她笑了笑，“学习就是他们彼此说服的过程。”

从那时起，“布来牛”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寓意是“笨拙但有力的牛”。慢，却能一直往前。她说：“教育不一定要快，它要的是方向。”

那是一个单纯、热烈、带着盲目乐观的时代。教育创业者们在各自的小城市点起火种，谈理想、讲创新，互相鼓励。没人想到，那些“非主流的学校实验”有一天会成为被大潮冲散的边缘回声。

爆发与坠落

2019年秋天，布来牛在杭州开出第一家校区。

那是教育创业者最热的年代，创新教育的口号层出不穷。她和团队走了两三个区，没有做足调研，就选了西湖区古墩路，传统教培的黄金地段。

“一楼门面加二楼教室，成本其实很高。”她说，“但那时候觉得，只要内容好，就不怕没人来。”

开业不久，她就听到家长的质疑。“你们做PBL项目式学习，居然画册里连一个老外都没有。”言外之意，是质问这家机构凭什么谈国际视野、创新教育。

她笑着回忆那一幕。那种轻微的屈辱，像一粒沙，嵌在了记忆里。“确实，我们没有海归，没有985、211，也没有专家教授。整个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是专业教育出身。”

她顿了顿，“但我们真的是在做教育。”

没多久，疫情来了。校区的灯熄了几个月，房租仍要交。她回忆那段日子：“我们在金华有两个校区，在杭州有一个。三个校区加起来，光房租就压得人喘不过气。再加上人工，太疲惫。”

那时候的她，常常在夜里整理账目。那些数字没有任何情绪，却足以让人失眠。团队里有人走了，投资人开始犹豫。她说：“我们败给了这种大环境，这种焦虑的教育风潮。”

同样的课程，同一个老师，在金华和杭州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课堂气氛。金华的孩子不自信，却能沉浸在项目里；杭州的孩子很焦躁，上课时频频看表：“老师，我下一个课几点要开始？”她在两个城市间奔波，像是在观察两种不同的童年生态。

“我那时开始明白，PBL的敌人不是考试，而是时间。那种被压缩得没有空隙的时间。”

2023年夏天，她决定关校。那时已经负债百万，股东退资，丈夫又罹患癌症。三个月后，他去世。她说那一年像一场塌陷的梦。

秋天，她退掉了房子，只留下一个工作室。“我们在暑假时就决定，秋季结束就关校。那时收学费只收了原来的三分之二，退费压力不大。能保住人，就已经很好了。”

我问她，那之后最难的是什么？她说：“最难的是人才。钱可以想办法，招生也能调整，但人，懂教育的人，是最难的。”

她仍记得第一次还债时的感受。那笔钱分五年还完，每年二十万。她把那笔支出称作“尊严账”。“那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自己。哪怕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也要让人知道，我们是靠自己活下来的。”

野草的生命力

在关校的那个秋天，郦小安开始学会“慢慢活”。

她不再去追求规模，不再幻想市场。那段时间，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是失败，是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从那时起，布来牛的方向逐渐转向ToB项目与师训。她开设PBL课程培训营，重新连接那些在系统内外徘徊的教育者。“很多体制内的老师，教学任务已经很重，还自己掏钱来上课。他们回到学校未必能施展，但还是愿意学，大概率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她说。

她在屏幕前看见那一张张疲惫却发光的面孔：公立学校的中年教师、私校的年轻老师、三四线城市愿意了解新型学习方式的家长。

“私立学校和个体老师里，英语老师来的最多。体制内老师的热情最让我感动，他们是真想改变些什么。”那段时间，她也在师训营里寻找新的合伙人。

“我们已经不再做招聘，只找能一起走的人。”布来牛的团队从十八人缩到五人，学生从一百八十人减到几十个。 她像一株野草，在土层更深的地方扎根。

“我们真的很草根。十年磨一剑，全靠市场活下来。”有同行来参观，起初都眼睛发亮。孩子在做项目，讨论激烈，作品摆在墙上。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大多撤了。“他们会说，这太难复制，也太难赚钱。”

她笑了笑：“能快速复制的一定是标准化的，但人的教育偏偏没法标准化。”这十年，她看着一批又一批同行进进出出。有人转行，有人去做“白名单”项目，也有人重新进入体制。“后来留下来的，反而是最懂我们的人。”她说，“他们没退，反而更靠近了。”

那是一种缓慢的重组：教育机构、家庭、教师之间，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重新连接。

她依然记得理想状态的样子：校长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也认识每个家长。“这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提，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最理想的教育。”

我问她：“你觉得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她说：“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培养，源头是教师的培养。钱当然重要，但不靠拉投资能活下来的教育，才是真的教育。”说这句话时，她语气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被反复验证的事实。

在那些被称为“非主流”的角落里，她仍然每天开课、写方案、录课、还债。“别人以为我坚强，其实我只是还没崩溃。”她的语气温柔，却像一根埋在地底的筋，被压了很深，却还在生长。

非主流者的信念

郦小安并不避讳“非主流”这个词。

她笑着说：“如果规模是一种划分标准，那我们一点也不主流。”

她的语气没有自嘲，反而带着一种笃定的平静。在她看来，教育里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失败，而是形式主义的胜利。

“很多时候，教育变成了配合演出。”她说，“我们曾经连续两年去一个中学做新生入学的PBL营，孩子们太喜欢了。可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回到了原来的学习状态。等我再见到他们时，他们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不关心了。没兴趣，无感。他们觉得那次入学营像个幻梦。”她停顿了一下，说得极慢：“那种幻梦，对孩子其实是残忍的。”

布来牛的团队后来减少了与体制内机构的合作。对方希望她们以“公益价”提供课程，却又要求按演出流程呈现：照相、录像、领导讲话。“那种形式，其实是在伤害团队，也伤害孩子。”

她深知自己走的路径很难复制。“做PBL教学不是靠拉投资能解决的。它太依赖人。”她说，“教育是对话，不是表演。”

有一回，我问她怎么看待当下流行的“教育短视频化”“AI通识课”，那些被算法推高的新趋势。她笑着摇头：“我们越来越容易被拍成《楚门的世界》里的孩子。镜头一举起来，他们就会表演，知道要么是给家长看，要么是做宣传。真正的学习是要放下被记录的执念。”

“我不希望孩子活成一个镜像。”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

在她的课堂里，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表演性的成果展示”。学生的作品可以粗糙、未完成，但必须是他们自己思考出来的。

“我不教孩子成功，”她说，“我教他们承受不确定。”这一句话，像她整个教育理念的缩影。

对外界来说，这种坚持显得不合时宜，慢、反市场，也不讨巧。但她从未想过改变节奏。“教育不该是标准化生产，”她说，“它是人与人的连接。”

在那个追逐效率、强调“闭环”的时代，她的机构显得近乎古典。所有的奋力挣扎仿佛只是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教育重新变得真实。

沉淀与重启

“如果把过去十年分阶段看，”她说，“我们现在进入第四阶段了。”她的语气不带起伏，像在讲一条地质层的演变史。

“第一个阶段，我们满世界去找‘好的教育’，以为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二个阶段，我们被簇拥着，占领市场、扩大团队，希望能影响更多的学生和家庭；第三个阶段，在浪潮里学游泳，只想体面地活下来；第四个阶段，是一杯浑浊的水，泥沙开始慢慢沉淀。”

她把这叫做“沉淀的阶段”。“教育不是被消灭了，而是回到人身上。”她的工作室更像一间修行所：几张桌子、几位老师、几组学生。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做项目、做师训、做课程IP的打磨。她说：“我希望通过PBL这把屠龙刀，练习在真实的市场里成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

我问她，“成熟”意味着什么？她想了几秒钟，说：“不再恐惧钱，也不依赖钱。”

她说，在教育行业里，界线已经分明，“一边是擅长搞钱的人，拿教育当幌子；另一边是又穷又坚持的人。”她笑着补了一句：“我属于后者。”

她不愤怒。她只是选择和“少数派”站在一起。“我想和这些人一起，重新认识自己跟钱的关系，重新认识教育和人的关系。”

在她看来，教育不是一门生意，也不再是一种口号。它是一个人重新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从孩子到家长，从教师到创业者。“教育的价值，不在结果，而在过程中发生的连接。”她说。“哪怕只有几个人在做，也足够了。”

我看着她那天的神情，灯光斜照在她的脸上，平静又疲惫。

她说：“创新教育可能才刚刚开始。”她的语气轻得几乎听不见。但那一刻，我确信她说的“开始”，不是行业的重起，而是她自己。

余烬中的微光

秋天的金华，天黑得很早。

她的工作室在城郊一栋老楼里，门口摆着一盆生得很慢的绿萝。窗外是低矮的屋檐，风一吹就有灰尘落进来。

“有时候我想，我们就是野草。”她笑着说。

那天正好有师训课。几位体制内老师围坐一圈，桌上摊着便签和画笔。有人在写“学生的力量”，有人写“信任”，也有人写“错误”。她在一旁看着，不打断。

课后，她一个人留在教室里收拾材料。白板上还留着那句课前写的提示语：“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他自己。”她看了很久，然后拿抹布轻轻擦掉。

“我怕别人觉得我们太理想主义，”她说，“其实我只是希望，孩子能活得更像一个真人。”她的语气轻得像自言自语。这些年，她见过太多崩塌与撤退。同行退出，校区关门，朋友转行，投资人失联。她也曾无数次想过放弃。“但后来发现，教育让我还和这个世界有连接。”

她仍然会在深夜直播课，也仍然会被催款。她说：“现在的我不再焦虑，反而觉得踏实。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是真实的。”

她的工作室墙上贴着学生做的手绘，一角写着一行字： “PBL不是课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行字是她学生写的。她说：“我觉得他们懂了。”

有时，她会想起丈夫，那个没能看到如今模样的人。“他一直支持我做教育。”她停顿了一下，“现在我觉得，他应该会理解的。”

夜色渐深，街道上亮起零星的灯。她走出教室，轻轻锁门。那盏走廊的感应灯亮了一下，又灭了。“教育从来不是光明的行业，”她说，“但总有人在黑暗里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