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亚开行前行长中尾武彦：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行至“十字路口”

2024年3月19日，日本央行实施了历史性加息，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至0—0.1%，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正式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负利率政策。然而，即便告别了负利率，日本央行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仍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加息步伐已放缓。

亚洲开发银行（ADB）前行长、日本财务省前副大臣、现任日本国际经济与战略中心理事长的中尾武彦在2025外滩年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他理解日本央行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过度考虑市场反应及其政治影响会使货币政策正常化更加困难，导致日元贬值，并使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难度更大。因此，制定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方案至关重要。他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日本央行应该努力实现。

随着全球范围内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人们对资产泡沫的担忧再次浮出水面。中尾武彦警告说，泡沫风险不容忽视。如果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快速上涨，亚洲各国应该更加谨慎。快速的资本流入也应引起重视。人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在资产泡沫和资本流入方面。

具体而言，他认为金融市场环境面临三大风险。首先，支出增加和赤字扩大导致许多国家政府债务过度累积。美国和日本的赤字都非常巨大。一些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此前一直较为谨慎，但现在也增加了支出。其次，股票价格可能因对人工智能革命收益的预期而被高估。第三，私人债务存在风险，非银行机构正在广泛从事金融中介活动，而监管又不够完善。

历史的镜鉴

《21世纪》：你曾任职于日本财务省，亲身经历了1985年《广场协议》 的谈判及其后续影响。从内部视角看，当时日本在同意日元大幅升值时，最主要的战略考量与误判是什么？事后看来，为缓冲升值冲击，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哪些组合本应更加审慎，以避免资产泡沫的急剧膨胀与破灭？

中尾武彦：1985年，日本加入《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汇率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从240大幅升值至150。人们担心日元的急剧升值会削弱出口行业的竞争力。随后，日本采取了非常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是导致泡沫破裂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日元升值使日本变得非常富裕，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以美元计）比美国高出30%。因此，日本人感觉自己非常富裕，消费也随之增加，反映了强势日元带来的财富效应。这是我一个鲜为人知的观点。

事后看来，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本应采取更为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1990年泡沫破裂后，政策反应不够迅速和积极。当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并未真正意识到泡沫破裂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银行和企业资产缩水、盈利能力下降，而负债却依然存在，造成巨大的资产负债表错配，引发了严重的负面经济效应，导致土地和股票价格下跌。民众感到自己变穷了——这就是所谓的负财富效应。

泡沫破裂后，日本的政策本应更加扩张，但却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做法。随后，日本向银行注入资金，提供流动性，并实施了财政扩张政策。但此后持续的财政扩张并未真正使日本经济复苏。

自2013年以来，日本的货币政策一直非常宽松，但由于长期维持非常规货币政策，日元贬值严重，财政纪律也随之丧失。此外，日本央行的总资产目前约占日本GDP的120%，这使得货币政策的调整极其困难。2013年，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与其他央行大致相同。

《21世纪》：过去四十年，日本发展过程中哪些得与失对现在有启发意义？你对接下来的发展有哪些期待？

中尾武彦：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掌握着众多可货币化的技术。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如何将这些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并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日本可以有所作为。既然我们已经摆脱了通缩，就应该明智地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

《21世纪》：日本央行在退出负利率政策后，加息步伐因美国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放缓。在政府债务高企的约束下，日本央行应如何平衡货币政策正常化、防止通胀失控与维持国债市场稳定？

中尾武彦：我理解日本央行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如果过分考虑市场反应及其政治影响，将使货币政策正常化更加困难，导致日元进一步贬值，并使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难度更大。因此，制定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方案至关重要。我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日本央行应该努力实现。

区域合作是应对保护主义的重要途径

《21世纪》：在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你认为像日本、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应如何通过强化区域合作（如RCEP、中日韩FTA）来对冲单边主义风险？这些机制应如何改革以更具吸引力？

中尾武彦：是的，正如你所说，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因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而导致的贸易萎缩挑战。因此，这些国家应对这一挑战的一大途径是通过区域合作。你提到了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这正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应该努力维护各国间的贸易合作。维护国家间的友谊与合作至关重要，而不是对地缘政治问题过于谨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各国开展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21世纪》：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绿色金融等领域，中日两国可以通过哪些务实的合作项目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你对未来有哪些期待？

中尾武彦：中日两国可以在包括科技领域在内的诸多领域开展合作。中国拥有众多科学家，日本拥有深厚的科技传统，双方合作空间巨大。

《21世纪》：日本很多银发工作者让我印象深刻。你多次提到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未来需要依靠人工智能帮助解决。在将AI技术应用于医疗护理、弥补劳动力缺口方面，你认为政府和企业当前最需要突破的政策和投资瓶颈是什么？如何避免技术应用在城乡差距中造成新的不平等？

中尾武彦：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不仅是日本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全人类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劳动力正在萎缩，我们需要更多资金来支付医疗保健和养老费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技术可以帮助应对人口下降和老龄化问题。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支持生产，还可以帮助医疗保健行业。例如，机器人可以为养老护理提供支持，因此有很多机会。

然而，正如你所说，我们也应该关注日益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一些准备好接受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人将会受益，但如果普通人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帮助他们。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新技术的出现会创造新的需求领域；历史经验表明，新技术会增加收入和新的需求，而且往往也会给人们带来更多休闲时间。

金融市场拉响三重警报

《21世纪》：基于你在日本财务省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经历，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你认为在危机爆发前，最被国际社会和地区各国系统性忽视的预警信号是什么？我们今天在监测全球经济时，应如何从这些教训中建立更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

中尾武彦：关注泡沫风险至关重要。如果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快速上涨，亚洲国家应更加谨慎。快速的资本流入也应引起重视。因此，我们应该吸取诸多教训，尤其是在资产泡沫和资本流入方面。

金融市场环境面临三大风险。首先，支出增加和赤字扩大导致许多国家政府债务过度累积。美国和日本的赤字都非常大。一些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此前一直保持谨慎，但现在也增加了支出。其次，股票价格可能因对人工智能革命收益的预期而被高估。第三，私人债务存在风险，非银行机构（基金）从事广泛的金融中介活动，而监管又不完善。

《21世纪》：你曾领导亚洲开发银行多年，目睹了多边机构影响力的变迁。在当前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全球贸易规则受到挑战的背景下，你认为亚洲开发银行这类多边机构应如何调整自身角色，才能在维护自由贸易秩序、避免世界滑向“集团经济”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中尾武彦：当然，像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亚洲开发银行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金融机构，而修复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并非易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应该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

《21世纪》：增长与包容对亚洲至关重要，在你领导亚洲开发银行的实践中，这一理念是如何被具体转化为项目评估标准、贷款条件或机构优先事项的？你卸任后，最希望亚开行坚守的的核心运营原则或战略焦点是什么？

中尾武彦：亚开行的战略目标是继续支持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因此，投资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同样重要。此外，支持性别平等也必不可少。

美国制造业回流非常困难

《21世纪》：你曾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具有误导性，忽视了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顺差。美国关税政策究竟意欲何为？特朗普政府能实现目标吗？

中尾武彦：我无法断言特朗普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可能有很多目标，例如试图将制造业产能带回美国、增加关税收入以及“惩罚”其他国家，特朗普政府声称美国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削”。但实际上，吸引制造业产能回流美国非常困难，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严重依赖其他国家的制造业。美国制造业的疲软也源于其在其他领域的优势，例如信息技术、石油或页岩气等资源以及金融服务。

我不知道这些目标能否实现。美国制造业相对薄弱，资本账户盈余进一步限制了其竞争力。这是我的看法。

《21世纪》：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过度特权”。你对亚洲区域内的货币合作（例如人民币与日元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本币合作）有哪些期待？

中尾武彦：2011年至2013年，我曾任日本财务省国际事务副大臣。当时，我积极提议启动人民币与日元之间的直接交易，而不是通过美元。我认为两国之间的货币和金融合作至关重要。后来，在我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期间，我促成了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间的合作，通过共同融资协议，为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联合融资。

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地位难以轻易改变，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其使用方式。然而，如果美国变得更加单边主义，过度使用美元进行制裁，将会损害美元的信誉和地位。这将促使区域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合作。如果美国的政策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单边主义，人们可能会停止使用美元进行储蓄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支付体系或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出现分裂，从而对全球贸易和经济造成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