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家，狠狠共情年轻人

↻ 指南作者：陈十六

说起活跃于社交平台上的学者面孔，项飙应该是年轻人最常点击的一个。

2025年5月，知名人类学家项飙的新作《你好，陌生人》问世。可以说，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能从他的语言里窥见自己。

他说，在一个“陌生化”的境地，弥散的是孤独和迷茫，是存在意义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处。

在我们对他人、对自己都感到越来越陌生的今天，可能比所有历史时刻都更需要“安生式”的思考方式。

当生活只剩下指尖下的屏幕时，或许我们能在项飙的书里，找到重新和世界建立连接的方法。

童年“三重奏”的启蒙

1972年，项飙出生于温州市鹿城区，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一家住在母亲工作的中学的宿舍里，宿舍是用教室改的。因为住在学校里，浓烈的知识分子氛围包裹着项飙的童年。

每天早饭的背景音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孩子入耳的全是正统的话语。也基于此，从小项飙就能听懂新闻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春天”之类的词汇。

但他相处最多的人是外公，外公来自破落的地主家庭，被项飙称为“没落的贵族”，这是另一层视角。

外公住在底层棚户区，隔壁有暗娼，每天充斥着鸡飞狗跳的叫骂声。外公总是与周围格格不入，习惯带着冷淡的态度分析身边的一切，这被项飙称为“自洽的距离感”。

项飙拍摄的棚户区居住环境

文人气质的父母、落魄又高贵的外公、肮脏混乱的棚户区，这三重影响构成了项飙的童年基调——处于鱼龙混杂的环境里，却又能有知识分子的判断与思考。

对“普通人”的关切，就是在那时悄悄埋下种子。再微不足道的人，项飙也能回忆起关于他们的细节。

他小时候见过的底层工人往往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因为小腿常年用劲，看起来就像一整串黑紫色葡萄，也被称为“葡萄腿”。

这个视觉对小孩子来说尤为震撼，给项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项飙拍摄的温州人力三轮车运输服装

也就是这些最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和他们每天鲜活的日常，给了他最初的滋养。

上中学以后，关注普通人乃至整个社会成为了项飚日益明显的兴趣。

那时的温州中学氛围宽松，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比如文学社、戏剧社……

项飙不仅在活动中表现活跃，也开始大量阅读文化刊物、报告文学。

他尤其喜欢长篇报告文学，比如夏衍的《包身工》等，边看边详细地做批注。

浙江温州中学

每晚他都依依不舍地离开图书馆，在晚风中骑车回家时，心情也是澎湃的：原来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可以有这么多的争论！

高中的老师还带他们去当时的乐清县（现在的乐清市柳市镇）做调研，其他同学都在打闹的时候，只有项飙认真地听厂长汇报。

那时起，他已经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生志趣已于冥冥中注定。

北大与牛津

1990年，顶着天之骄子的帽子，项飙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然而，北大却不像他想象中迷人。

刚进入北大，他发现所有学生都汲汲于追求认可，而自己却对精英式的、文人圈层的话语有些反感，因此总是无法融入群体。

大一结束后，项飙对课程内容与实际不沾边感到失望，因此花了一个晚上给系里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信——《关于课程设置的若干建议》。

信的内容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赞赏。

项飙与同学

这件事对项飙的影响很大。对“真实的不快”的倾吐与反思，没有被泼冷水，反而得到了共鸣和认可，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与动力。

于是在“没意思”的课程之外，他开始找寻“有意思”的事情。

大二的项飙有次偶然听说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大红门聚居，人称“浙江村”，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因为不知道具体位置，他便清晨6点出发，倒了5趟车，晚上7点才摸到“浙江村”。

1990年代初北京“浙江村”内的菜市场

虽然同为温州老乡，但“浙江村”的人却对项飙很警惕很疏离。接下来的几次调研，他只搞清了“浙江村”的大致范围，却完全无法深入当地生活。

直到在舅舅的帮助下，结识了一位“村”里很有名望的大老板，项飙才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他请“村民”谈自己的生活史，为了获得信任，他不能记笔记或录音，只能靠脑袋死记，回学校的路上也念念有词地重复访谈的内容，最多曾有过20多小时不睡觉混迹于“村民”中间的经历。

摸爬滚打收集了不少宝贵的素材后，他先写出了《北京“浙江村”调查——一个社会转型中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一文，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课外作品大赛“挑战杯”二等奖，并成为了获奖者中唯一的本科生。

继续在北大读硕士时，他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写成了《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该书于2018年修订再版，在豆瓣上获得了9.4的高分，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经典”“人类学最佳中文著作之一”。

也就是这份长达6年的调查工作，让项飙找到了自己一生志趣所在，不是读书，也非学术，而是观看并述说普通人的故事。

年少成名，牛津大学的一位荷兰学者注意到了项飙的研究，就主动来找项飙，邀请他到牛津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为他争取到了全系唯一的全奖名额。

走进牛津的百年校门时，他只有26岁。

看似是天才少年的神话，但实际上，项飙的真实经历远非外界看起来那么一帆风顺。

项飙

初到牛津，由于英文太差，且理论基础太薄弱，他在阅读上遇到了极大困难。但越是困难，他越是强迫自己。

根据牛津的体制，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一年以后要交一篇论文，经过答辩后才能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方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

连基本会话都困难的项飙，不敢去听课或讨论会，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天天用眼睛“扫射”文献，生吞硬咽各种理论框架。

一年后，他站到了博士一年级报告的答辩台上。主考官两次脱口而出“outrageous”（令人愤怒），这可能在牛津的历史上都鲜少发生。

但导师没有苛责他，而是把他派到澳大利亚进行印度籍IT民工的研究。

当时的导师彭柯

但初到悉尼的项飙依然艰难度日，没钱的他只能靠啃清水玉米度日，还被偷去了存有6个月调查资料的电脑。

研究进展也不顺利，调查访谈的结果跟他初始的思路一直难以弥合。

2000年的一个下午，他终于放下了主流文献的思想包袱，灵感缪斯在这一刻降临于他的脑海中。

“猎身”，就是这两个字，是他苦苦找寻的命题，这个词语精准刻画了IT职业人员的劳力输出过程。

项飙终于在“浙江村”后又一次感到了无法言说的兴奋。

2023年项飙回访“浙江村”

命题明确后，项飙又前往印度的海德拉巴进行更深层的调研，这是一个后来被他戏称为在印度“取得真经”的过程。

2001年6月，他穿梭于海德拉巴的各个劳力行，完全浸泡于基层劳务市场中。

他曾经和十几个印度IT工人一起睡在地板上，向青草更青处慢溯，他找到了全球“猎身”的运行机制。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一书出版后，荣获2008年度安冬尼·里兹奖，在豆瓣上获得8.5的高分，也被视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

项飙《全球“猎身”》|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两所百年名校，堪堪12载光阴，项飙已经在学术界露出锋芒。

当对话成为方法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任牛津大学，然而做学生与做学术差异之大，他再次陷入困局。

为了获得国际主流学术制度的承认，他挣扎于无感的项目里。奇迹没有发生，他没能发出有贡献意义的声音，对成为顶尖学者的愿望也几近破灭。

尽管仍在发表有关东北移民的论文，但他深知：“自己正在失去对真正重要问题的把握”。

在愁云惨淡之际，资深媒体人郭玉洁邀请项飙参加《正午》的访谈，这也是项飙首次提出“悬浮”的概念。悬浮，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现在，到达未来某个未知的目标，也就是否定当下，悬在空中。

郭玉洁采访项飙文章收录于《正午故事001》

言论一经发出，立刻引起了年轻人的巨大共鸣。项飙惊讶地发现，原来人数如此庞大的群体正渴求有理论来指导他们的生活。也正是因此，在主流学术之外的空间里，项飙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他意识到，原来做学术也可以有其他的路，那就是不断闯进公共领域发声——对话，成为了他日后做学术的重要方式。

项飙没有像其他人类学学者一样，在“青灯古佛”中扎进文献的海洋，在远离众人的地方坐冷板凳，而是回到大众视野。

他说，社交媒体时代，对话才是21世纪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话也成为了他最常出现于公共空间内的方式。

他在2019年参加对话节目《十三邀》时，提出了“附近的消失”这一说法。当下的人要么关心自己，要么关心世界，真实的附近却消失了。

项飙（右）与《十三邀》主持人许知远

2020年，项飙与吴琦通过对话的方式形成访谈集《把自己作为方法》。

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两个学者对全球化、民族与民粹、大学教育等多个命题提出了批判性思考。

一种新的生命力在项飙的研究中涌动，仿佛也预示着机会的来临。

2021年，他接受了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以下简称“马普”）的邀请，去担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一职。

项飙与马克斯·普朗克的雕像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已有142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研究学科之一。有人说过，教授们离开牛津的概率，就像爱丁堡会发生地震一样罕见。

爱丁堡没有地震，但项飙离开了，且没有回头。

在马普，他放弃了现成的学术问题，放弃了宏大叙事，放弃了精英话语，而是转向了大众的日常焦虑，他决心要建立“生活的人类学”，要让学术服务真实的生活。

在这里，他和同事们尝试以对话形式开展关于“陌生人”的研究。

谁是陌生人？你我都是陌生人。在人类社会更进一步“陌生化”的趋势之下，我们渐渐不知道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处。

他们邀请了五位“认得陌生人”的专家——艺术家刘小东、人类学者何袜皮、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城市设计专家刘悦来、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沈志军。

《你好，陌生人》节目宣传照

相对于散文或议论的体例，《你好，陌生人》一书中，项飙和五位嘉宾的对话显得更加具体、跳脱，同时提供了很多空隙，仿佛每句话的结尾，都给了读者一个可参与的空间。

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新的出路，即每个孤立的个体，都可以在具体的场景和经验中认得陌生人，重建附近，从而在现实世界里能够“生根”。

有人正需要我

生活中的项飙，瘦削、朴素，跟人说话时神情专注，眼睛很亮，里面有种打动人心的真诚和热情。

他带着点与生俱来的自卑，总认为自己不够放松，不会调笑戏谑，难以和别人打成一片。因此，在新加坡读博士后期间，是太太Mika先追的项飙。

Mika身上带着一种安全感与自信，这是项飙没有的。

自从两人结婚，此后15年里，一直处于牛津日本两地分居的状态，直到来到马普，他们才在柏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项飙柏林家中的全家合影

Mika在柏林的马普所研究日本老人的孤独死课题，14岁的女儿就读于柏林的国际学校，项飙则坐火车去哈勒上班。一家人在德国过得平静恬淡。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关注投向了项飙的思想。项飙曾不失幽默地说：“年轻人是我的衣食父母。”

面对这种关注，以及频繁地暴露于公共空间内，不止一次有人问他是否对人设崩塌感到焦虑，被人批评是否会受伤等等。

项飙毫不担心。他知道是因为大众需要，他才能走到这个关口，有天年轻人不再需要他的思路，他也终将退出舞台。

而且，他从不畏惧批评，看到网友的批评反而感到兴奋。自己的思想能在公共空间里引起了更深层的回应与讨论，这就是他想要的。

项飙（后排左一）在“流动俱乐部”与年轻人交流

内卷、焦虑、陌生化、躺平、爱无能、赖活着……，年轻人的困惑铺天盖地涌来，屏幕对面的项飙耐心而细致地做着解答。

项飙说：“不要忽视年轻人的沉重。”

调查、观察、对话、表达，项飙会和年轻人一起寻找答案。

内容策划：夏夜飞行 翟晨旭

排版设计： 蕾蕾 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