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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其一生经历反映了革命历程的曲折与坚韧。他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导致被迫离开学校。
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年后转为正式党员,并赴莫斯科参加远东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亲历列宁接见。这段经历在党内备受重视,成为他资历的标志。
回国后,他主要在北方开展党务工作,担任河北省委前委书记、组织部长、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职务,积累了丰富地下斗争经验。
四十年代,他担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首任市长,那时赏识张春桥,任其兼任市政府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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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他南下任南京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第一书记。
1954年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推动各项建设,1957年以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闻名全国,1959年在《红旗》杂志发表《论“全国一盘棋”》,提出统筹概念,至今影响深远。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直至1965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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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作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与柯庆施长期共事,对其作风有深刻认识。柯庆施在个人品格上坚持廉洁自律,这一点在复杂环境中尤为突出。马达观察到,柯庆施生活极为简朴,从不追求奢侈,日常最大的习惯仅限于抽烟,偶尔小酌几口老酒。
下乡视察时,他从不讲究排场,避免任何宴请形式,也不涉足宾馆酒楼或娱乐场所。这种自律源于内在信念,而非表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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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认为,无论柯庆施在工作中存在何种不足,这一优点都值得肯定,因为它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忠诚与自我约束。
在马达的记忆中,一次春节前夕的事件鲜明体现了柯庆施的刚正。一位市政府干部前来拜访,携带金华火腿作为礼物。柯庆施当即严肃询问来源,并严厉要求对方拿走。
这件事并非孤例,马达通过长期接触发现,柯庆施对请客送礼一贯持零容忍态度,导致干部们很少登门,形成敬而远之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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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对《解放日报》编辑表示不解,为什么不常来家中交流。这种作风让柯庆施在党内赢得尊重,同时也强化了党风建设。
柯庆施的工作态度同样严谨勤奋。他每天清晨准时到办公室,首先浏览本地报刊和《人民日报》,以此把握时局动态。白天处理会议事务,晚上在家阅读书籍、批阅群众来信,或针对白天问题召人讨论。他的作息规律单调,却充满实效。
马达指出,柯庆施唯一的休闲方式是与司机、秘书打扑克牌,从不沾染社会上流行的跳舞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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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严肃批评这种现象,视之为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并下令市委机关禁止此类活动。这反映出他对党员干部要求的严格性。
尽管作风严厉,柯庆施思想较为开放,能听取不同意见。马达的办公室紧邻其旁,晚饭后柯庆施常邀他一同散步,讨论近期突出问题,如猪肉价格上涨、市区货车空载率高等。他还询问苏联政治经济学书籍推荐,显示出对理论学习的重视。
这些交流总围绕工作展开,从不偏离正轨。马达评价,柯庆施在汇报工作时态度开放,能接受观点碰撞,他具备政治头脑,善于分析大局,但一旦形成决定,便坚定执行。这一点虽有时被视为“一言堂”,却也体现了其决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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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的结论基于多年观察,并非单一事件。柯庆施的廉洁自律在上海时期得到充分体现。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时,坚持实地调研,走访工厂车间,与工人交流技术细节,从不利用职权谋私。
1957年报告的起草过程,就源于多次基层考察,避免空谈。他的文章《论“全国一盘棋”》强调资源统筹,至今在国家规划中仍有应用价值。
马达认为,这种作风不是装腔作势,而是革命历程中养成的习惯,早年投身工人运动时已显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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